一、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接触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古老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列强的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国家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在此国运衰败之际，勇于担当的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和方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清末新政，都是他们力图挽救大清王朝的几次“绝地反击”。在中国上层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西学东渐”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也被他们无意中所接受，并逐渐引人中国。在马克思主义诞生20多年后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清王朝的外交官们在出使西洋的游记中留下了对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感性认识，国内也开始有了零星的介绍。一是19世纪70年代香港的《华字日报》、《中华新报》 等几家报纸就曾刊登过巴黎公社的有关情况;二是江南制造局编印的《西国近世汇编》 ，是中国人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欧罗巴司”(社会主义)、“廓密尼士”或“康密尼”(共产主义)等新鲜词汇，经常出现在“汇编”中。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才正式传入中国，在中国报刊和书籍中，开始出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有关著作和思想的片段。那时，有人把马克思译为“马客士”、“麦喀”等;把恩格斯译为“恩格思”。而把马克思主义称为“讲求安民新学”等等。把马克思所领导的第一国际称为“万国工人总会”。这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早接触。

谁先把马克思及其学说传入中国?学界存在两种说法。一是1898年说。1898年夏，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胡怡谷根据英国人克卡朴撰写的《社会主义史》而翻译的《泰西民法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讲解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二是1899年说。1899年2至5月上海广学会办的《万国公报》第121至124册登载了根据英国社会哲学家基德所著《社会进化》一书改编的《大同学》，由李提摩太摘译、蔡尔康撰文。尽管该书鼓吹基督教救世，但却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在论及工人运动、工人罢工时说：“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与此同时，该文还介绍了恩格斯的情况。不过，李提摩太等人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看作“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其特点是“主于资本者”。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与认识是很肤浅的。然而，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已来到了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前沿站

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都坚信来自苏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想，毛泽东的论述更多的含义是指十月革命给中国先进分子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革命实践。其实，中国人正式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经由日本中转而来的。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一些在日留学的先进分子不同程度地受此影响，开始翻译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著作。中国留日学生最早创办的刊物《译书汇编》于1900年12月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创刊号登载了日本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的中译文，第2、3、6、8期连载。文中写道：“1862年，各国工人领袖均集于万国工人总会”，“麦克司总理全位”，该文还做了进一步阐释：“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平等.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报刊第一次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

1903年8月，浙江留日学生主办的《浙江潮》第六期发表了《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预言:“吾视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纯乎社会主义之世界矣”。同年10月，第8期发表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认为“社会主义者，将以增人间祉而消除其厄难也，普及之卫生术、法疗术也”。“今社会主义之披靡欧美，如雷奔电掣山摧海啸之奇观者，非共产主义与极端民主主义乎?是故白人之输入品未可漫不介意者。”这篇文章是由中国人自己撰写介绍社会主义，并且最早给社会主义很高评价的作品，对当时马克思主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江苏》 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介绍。这些译著的刊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燎原之星火。

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一旦进人中国人的视野.很快引起正在寻求救国方针的中国先进分子的普遍关注，持各种政见的人士认知甚至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壮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包括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

维新变法领袖梁启超于1902年10月2日，他在自己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干涉与放任》一文。文章指出：由于近世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放任，导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因而有“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甚至断言“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16日又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 一文，指出:“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一文中写道：“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一阶梯而颂扬之。”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人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最早介绍与评议。此后，梁启超相继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也有早期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1903年2月16日，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卷第11期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一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历史，并认为“马客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斗争为历史之钥”。该文附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目录，列举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5本书，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书单。稍后，他又写了《圣西门之生活及其学说》、《佛礼儿学说》两篇文章，介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指出：傅立叶的社会理想“窒碍甚多”,“不可实行”。

此间，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朱执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 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 第二、三、五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史和简单的传记，简单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马尔克者，名卡尔，氏马尔克，生于德利尔。父为辩护士，驾于教宗。马尔克少始学，慕卢梭之为人。长修历史及哲学，始冀为大学祭酒。……初马尔克在巴黎，与非力特力娟及尔相友善。嫣及尔者，父业商，少从事焉。习知其利苦，乃发愤欲有以济之，以是探研有得。既交马尔克，学益进。马尔克既去法，婿及尔亦从之北游，因相与播其学说于比律悉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遂推使草檄，布请世，是为《共产主义宣言》。马尔克之事功，此役为最。”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并节译了其中的片段，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最早的中译本。在介绍《共产党宣言》时指出：“凡共产主义学者，……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于是压制吾辈、轻侮吾辈之众，乃将于吾侪之勇进焉龚伏。于是世界为平民的，而乐恺之声，乃将达于渊泉。噫来!世界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通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比较，明确表示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推崇，指出：“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

在20世纪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还有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宋教仁、林修梅等人，以及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人士，在此不作详细介绍。

三、赵必振的贡献与历史地位

赵必振(1873 一1956 ) ，字曰生，湖南常德人，维新变法期间，接受康梁思想.以广西“圣友会”会员身份奔走活动，与黄遵宪、熊希龄、梁启超等人交往甚密。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从广西回故乡，组织“寒社”，日事吟咏。1900 年参与唐才常领导的两湖地区自立军起义，是该组织在常德方面的主要负责人。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

1902年，清廷党禁稍松，赵必振从日本潜回上海，积极从事译著工作，把当时世界先进的理论体系介绍给国人。他认为清廷已彻底腐败，不可救药，要救中国，须先倡导新思想。是年8 月，他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1901年撰写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并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书不仅深入分析了帝国主义本质，而且还介绍了马克思的观点。全书共分六章，加上书评，共4万多字。第一章《绪言》，严正地指出，帝国主义“劣情恶德”，使世界万邦“精神的”、“物质的”皆受其毒害，使大地无光明，人间变地狱。因此，细心研究帝国主义是二十世纪人士的当务之急。作者在第二章第五节中特别倡导马克士(思)的观点：现在“爱国心”之弊毒已达到极点，暴力反抗必然突起。这种暴力，“非迷信的，实义理也。”该书宣传“极进步之道义”, “极高洁之理想”。当时，《每日新闻》 、《中国民报》 等报刊和著名社会活动家高度赞扬这一惊世之作。对妄信帝国主义者，“加顶门之一针”。广大国民读之，“则思想亦为之一新”。可以说，这本书是世界上最早对帝国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著作，也是中国第一部分析批判帝国主义本质的译著。因此，该书刚一出版就遭到清政府的查禁。1927年，历史学家曹聚仁将它重新标点出版时，在《告读者》中感慨地说：它“这么伟大”, “在25年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来译述这一类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

1903年2月，上海广智书店出版了赵必振翻译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全书分上、下册，共四编，约16 万字。该书博采诸家之说，第一次向中国读者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卡尔· 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此译著“为近世之最急要者，而发明社会主义真相之著作。”该书第一编《第一期之社会主义》 ，分五章，尖锐地批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是“井蛙之见”，无政府主义是“粗暴过激之议论。”第二编《第二期之社会主义》分四章，为全书的核心，介绍德意志社会主义。其第一章《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中，专题介绍了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第三编《近时之社会主义》 ，指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今则如仇”，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大异其趣”。第四编《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现状》 ，主要介绍法、德等国家社会党的历史，此书最后还附录《社会主义及其党与之重要诸件表》 ，为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提供了126 件文稿。同时，还介绍了15篇重要参考书目，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 等经典著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译著目录之一。这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指出“社会主义之发达，为二十世纪人类进步必然之势”, “二十世纪者，社会主义时代也”，称马克思是“一代伟人”，《共产党宣言》 是“一大雄篇”，《资本论》是“一代大著述”, “吾人不能不进而取之”。该书因这些观点的表述，在当时中国被称为“惊世之作”。该书的出版.奠定了赵必振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山始祖地位，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后，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中国人，产生了一定影响。

后来.赵必振没有继续高擎他曾经向国人推崇的社会主义大旗，也没有组建或参加改写人类历史的共产主义政党，否则，沅澧流域将会出现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政治领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然而，我们回溯历史，不难看出赵必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伟大贡献。他虽不是第一个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但是，他在1902年8月敢于冲破封建王朝的文化禁区，在国内正式出版第一部揭露帝国主义本质、推介马克思主义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 ，此举较梁启超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文章早2个月，较马君武早半年，而且后二者都是在日本东京，赵必振却在大清王朝统治下的上海。次年，他又将《近世社会主义》 介绍给国人，为中国人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早的读本。因此，称赵必振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传播的“第一人”，一点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