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易的革命人生
鲁易的革命人生
鲁易,原名鲁其昌,1897年出生于湖南常德沅水南岸的善卷村。他早年留学日本、法国、苏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七师政委等职,1932年在洪湖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1924年,鲁易在《新琼崖评论》第五期上发表的《良心救国论与革命论》中写道:“在现在龌龊不堪的中国社会中,有‘良心’的人确是非常需要的;同时,我们更需要革命家。”纵观鲁易烈士短暂的35年人生,“革命”始终是他人生的主旋律。这位嫉恶如仇的革命斗士总是冲锋在前,从不犹豫,从不退缩,直至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生命。
学生运动的先兵
1917年,年仅二十的鲁易怀揣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和梦想,告别家人,东渡日本留学。他进入日本高等技术学校苦心攻读,每天就着粗面包和自来水,沉浸在图书馆内,一面自修日语,一面广泛涉猎报刊书籍。新的国度,新的见闻,新的思想,令他大开眼界,尤其是日本的强盛国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到孱弱不堪的故国,他无时无刻不思虑着祖国的前途命运。就在他立誓为振兴国家而发奋读书的时候,一个重大事件改变了他的留学生涯。1918年5月,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所谓“共同防御协定”(即中日军事协定),大肆出卖国家利益,激起留日中国学生的反日怒火,义愤填膺的留学生们走上街头集会示威,遭到日本警察的殴辱。激愤之下,2000余名中国留学生弃学返国。鲁易积极加入留日学生的弃学抗争运动,毅然辍学归国。留日学生回国后,组织救国团,刊行《救国日报》,受到北京学生的积极响应,发起向政府请愿与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开启了中国学生运动的先河。
在鲁易从日本回国之际,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法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受到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影响和启发的中国青年学生,在国内求学无门、赴俄不易的情况下,去法国“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无疑是一条开拓眼界、探求出路的希望之途。于是,鲁易与众多有志报国的贫苦学生一道决意赴法勤工俭学生。1918年8月,鲁易、郭兴汉等14名学生由上海到达北京,与毛泽东、蔡和森率领的湖南新民学会学生和罗喜闻、何长工等华容学生汇合,准备进入华法教育会设在保定育德中学的“湖南班”补习法语。鲁易等40多名湖南学生于9月初正式入该校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第二班,学习法文和工作技能,以便将来到法国后能顺利务工与读书。1919年春,鲁易转入附设在北京大学的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在地安门内府库15号租房自炊,一边继续补习,一边筹措留学经费(每个留法学生需船票费100元、行装置办费100元、在法候工生活费200元,共400元)。由于鲁易留法决心很大,又有反日爱国学生运动的经历和法文补习的基础,所以很快成为补习学生的主心骨,被推选为学生会负责人。
1919年5月,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鲁易毫不犹豫地投入到学生运动中,并始终冲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列。5月4日这天午后,鲁易随着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警官学校、医学专门、农业专门、汇文大学、铁路管理、法政专门、税务学校、民国大学等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中午一时半,学生队伍人人手持书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标语口号的小旗,开始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首先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准备向外国公使请愿交涉,但受到中国巡捕和使馆卫兵的拦阻,北洋政府也派出大批军警准备镇压学生。中国还没有亡,中国人就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通行,这使得学生们义愤填膺,怒火满腔。于是大家决定去找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贼曹汝霖算账。下午四时半,学生队伍到达赵家楼曹汝霖住宅,随即冲破军警的阻拦进入曹宅,痛打了卖国贼章宗祥,火烧了曹汝霖宅邸。火起后,大部分学生散去。鲁易作为游行队伍的一员骁将,心潮澎湃,大声疾呼着爱国口号,仿佛要将心中的怒火把那旧世界烧掉。当他看着曹宅腾腾燃起的大火,心中异常快慰,久久不愿离去。随后,他与许德珩、易克嶷、熊天祉等32名学生,被急忙赶来的军警逮捕。被捕学生在监房受尽虐待和凌辱。监房极其拥挤肮脏,臭气满屋,到中午“放风”才能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每半小时还要听狱吏的命令抬一下头,以证明“犯人”还活着。
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出,举国震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出通电,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强烈要求北洋政府迅速释放被捕学生。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和社会各界的多方营救下,5月7日上午,被捕学生获释返校,受到了各校师生的热烈欢迎。鲁易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与洗礼,革命思想更加坚定,成为一名与旧世界势不两立的革命斗士。从此,他的革命人生总是充满着斗争激情与斗争精神。
随着五四运动后“马良祸鲁”事件的发生,鲁易又投入到对“鲁案”的声援斗争之中。7月21日,济南爱国群众一举捣毁了屡发谬论的媚日报刊《昌言报》报馆,此举触怒该报背后的皖系军阀,北洋政府于25日宣布济南戒严,并委任济南镇守使兼四十七旅旅长马良为戒严司令。心狠手辣的马良乘机肆意叫嚣卖国言论,打压爱国行为,甚至屠杀爱国人士,激起山东人民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一个以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为中心内容的请愿运动蓬勃兴起。8月23日,北京、天津、山东、唐山、山海关等地代表,在北京联合进行请愿斗争。总统徐世昌不仅拒绝接见请愿代表,还派京师警察厅把包括瞿秋白在内的30多名请愿者代表逮捕,予以拘禁、审讯。但反动派的逮捕和审讯,吓不倒英勇不屈的人民。8月26日,北京、天津派出第二批请愿代表再赴总统府静坐请愿。第二批请愿代表共32人,其中北京19人(男15人、女4人),天津13人(男8人、女5人)。鲁易闻知“鲁案”及请愿代表被捕后,义愤填膺,马上投身请愿斗争,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了这次请愿行动。两天后,马骏等请愿代表再次被军警逮捕。北京政府本想把被捕的代表予以枪决,以惩一儆百。但在全国汹涌澎湃的爱国运动压力下,不得不在8月30日将两次逮捕的代表全部释放。在学生爱国运动中,鲁易看到了民众思想的觉醒,在为革命力量的逐步壮大感到无比高兴的同时,也对黑暗的军阀统治极为愤慨,心里充满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担忧。为探寻拯救中国的新路,苦闷之中的鲁易踏上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留学征途。
1919年10月31日,鲁易作为第九批勤工俭学生从上海出发,乘坐“宝勒茄”号邮轮前往法国留学。这批留法学生共218人,其中湖南学生61名,包括鲁易、李富春、李维汉、张昆弟、贺果等人。鲁易在华法教育会名册的编号为417。这群苦学生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于12月7日到达法国南部港口马赛,两天后抵达巴黎。当时,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工业元气大伤,工厂开工不足,本国尚有大批退役军人和失业人员等待安排,中国学生更难找到工作。加上驻巴黎华法教育会觅工不力,又与国内沟通不及时,以致不知情况的留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法国,使赴法勤工俭学生的生活、工作、学习诸方面都产生了严重困难。鲁易到巴黎后,在华侨协社提供的一个布蓬的饭厅内,与30多个学生住了一个多月时间,等待派工,还是没能进工厂做工。于是,他只好进学校继续补习法语。1920年1月11日,鲁易进入离巴黎两小时车程的罗特鲁公学,边补习边等工。出校后,鲁易找到了他在法国的第一份工作,地点在卢瓦尔省的圣夏蒙海军工厂(法文名为Compagne des Forgeret acierier de la marine),是一个有一万五千工人的钢厂。他与李立三、王若飞等28名中国学生同在该厂做工。圣夏蒙镇在里昂西南附近,以海军机械工厂居多,共有60名勤工俭学生在这里做工,鲁易与李立三、王若飞、徐特立、黄齐生等人住在一起,吴明来后与鲁易合租一屋住了两个月。当时,赵世炎、罗汉、敬克明、袁庆云等人住在离圣夏蒙不远的三得建,两个地方的勤工俭学生经常相互交流,鲁易因此认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革命挚友。在革命同志的启发和法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李立三的工厂师傅就是一名法共党员),鲁易阅读了很多介绍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书刊,初步奠定了他的共产主义意识与信仰。
1920年,大批留法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秋后总数已达1600多人,另外还有在法华工10多万人。这时,战后的法国发生经济危机,这么多的留法学生和华工在法国寻找工作十分困难。留法学生中仅400人有工作,其他人都在学校补习法文或在巴黎候工。面对此种形势,1920年12月31日,李立三、王良输、吴明、杨洵、赵世炎、鲁易、罗汉等22位相好的朋友,经过几番讨论,联名给“法兰西巴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全体执事先生”写出了一封长信,希望华法教育会重视勤工俭学生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解救的建议。中国驻法大使馆和华法教育会不但不理会留学生的请求,还宣布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只发至1921年2月底。这直接引发了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第一次学生运动——“二八”求学运动。2月28日,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人的带领下,以在巴黎和蒙达尔纪不做工、只求学的俭学生为主体,组成400多人的队伍前往中国驻法大使馆请愿,要求北洋政府发给每名留法学生每月400法朗学费,为期4年(所以也有人称此次运动为“四四运动”)。请愿活动被中国驻法大使陈箓召来的法国警察强行驱散。在“二八运动”发起之前,留法勤工俭学生为求学问题就产生了意见分歧。以李立三、赵世炎、鲁易等人认为只要肯吃苦,肯做工,勤工俭学是可行的,而向腐败的北洋政府乞求救助是“可耻”的,也没有意义。于是,李立三、赵世炎、鲁易、吴明、刘伯坚、袁庆云、周钦岳、熊自难8个人组成“劳动学会”,以表达他们以工求学的坚定决心。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徐特立、黄齐生、王若飞、罗汉、陈延年、陈乔年等一大批留学生的支持与赞成,蔡和森等蒙达尔纪的“俭学生”也慢慢转变了态度,两派学生走到了一起,成立了以“劳动学会”为核心的勤工俭学会,未参加勤工俭学会的学生由蔡和森牵头成立了“工学世界社”(即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前身),这两个学生组织共同发起了后来的两次留法学生运动。
这年3月,经华法教育会出面联系,李立三、鲁易、聂荣臻等100余名勤工俭学生,转到施奈德机械厂做工。这个工厂所在的克鲁梭地区,共有2000多名华工,受法国共产党的影响成立了工会组织。鲁易等尽管每天要搬运铸件,十分劳累,工余还热情为华工服务。这些勤工俭学生帮助华工建立起俱乐部,刻印《华工周报》,受到工人们的欢迎。鲁易也在理论学习和工人运动实践中,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二八运动”后,法国政府和资本家为了笼络中国青年学生,于5月14日成立中法监护旅法中国青年委员会,由法方出资为六七百名勤工俭学生每月发给维持费150法朗。正当法国政府极力讨好勤工俭学生的时候,忽然于6月中旬传出了中法秘密大借款的消息,同时揭露巨额借款条件为“以全国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以滇渝铁路建筑权、全国实业购料权作交换。”旅法华人对于北京政府和法国政府的肮脏交易无不义愤填膺,在勤工俭学会、工学世界社的组织下,勤工俭学生成立“拒款委员会”开展斗争。周恩来、王若飞、李立三、赵世炎、鲁易等爱国学生和各界华人代表,于6月30日、8月13日在巴黎哲人厅两次召开声势浩大的“拒款大会”,迫使秘密借款流产,取得了拒款运动的胜利。被断了财路的法国当局和资本家恼羞成怒,宣布从9月15日起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把大批勤工俭学生推向断炊绝粮的死路。法外交部还扬言要将全部勤工俭学生分批遣送回国。然而,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勤工俭学生们宁肯失学、宁肯饿死也绝不屈服,他们把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安危紧紧地连在一起,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
这时,陷于绝境的勤工俭学生又惊悉原为勤工俭学生筹建的里昂中法大学竟抛弃了这些勤工俭学生,在国内另招学生的消息。被剥夺求学权利的勤工俭学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定发起争回里昂中法大学入学权的斗争。9月17日,勤工俭学生在巴黎成立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号召法国各地的勤工俭学生共同投身“争回里大”斗争。21日早晨,由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鲁易、吴明、颜昌颐等125人组成的先发队强行进驻里昂中法大学校园。次日,全体先发队员被法国警察拘押入芒特吕克炮台兵营。先发队员为了恢复自由在兵营进行了英勇的抗争,还在双十节这天,全体绝食抗议。10月14日,在法国当局和中国大使馆的阴谋策划下,以“无钱无学革命党”的罪名,将蔡和森、陈毅、鲁易等104名留法学生押进停靠在马赛的“宝勒茄”号邮轮,遣送他们回国。
在回国的轮船上,望着无际的大海,鲁易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坎坷的求学之路不仅没有消沉鲁易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打破旧世界的决心,他和他的革命挚友似乎已经找到了一条通往新世界的光明之路。
琼崖建党的先驱
1921年11月20日,鲁易等104名留法学生乘坐的“宝勒茄”号邮轮抵达香港。鲁易与李立三、蔡和森、吴明、颜昌颐、张昆弟、罗学瓒、罗汉、贺果、刘明俪、肖拔、郭名忠、欧阳泰、陈鹏、荣宝琪、周钦岳、曾义宇、袁文庆、刘范祥、赖俊、刘方岳、刘邕共22名身无护照的留法学生,在香港海员帮助下登岸后,立即前往广州,准备去找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到广州后,他们从粤区党的负责人陈公博那里,得知陈独秀已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上海去了。为了尽快与陈独秀取得联系,吴明与李立三、鲁易、陈鹏、荣宝琪、周钦岳、袁文庆、刘方岳、刘邕等9人又折返回香港,再次乘轮船直奔上海。
12月11日,鲁易等人到达上海,暂住三马路上海旅馆。鲁易在陈公培(即吴明)的带领下找到了党的负责人陈独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位经过了留日辍学斗争、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斗争以及留法学生三大斗争洗礼的年轻人,终于找到了最先进的革命组织,从而确立了自己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崇高理想。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改变国家与民族的悲惨命运,他将自己的名字从“鲁其昌”改为“鲁易”。此时的鲁易已经完全抛掉了父亲对其“昌达家族”的个人愿望,自觉肩负起解放劳苦大众的民族大义。革命的道路一经选定,他就无时不渴望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不久,鲁易的愿望就实现了。
1922年初,受中共中央指派,鲁易南下琼崖,与先期到达的青年团员罗汉一道,共同开辟海南岛的革命工作。琼崖地处祖国南疆,孤悬海外,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封建统治的压榨,琼崖人民苦不堪言。鲁易达到琼崖的时候,琼崖虽已统属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但时局不稳,革命思想尚在萌芽,革命任务十分繁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鲁易进入设在琼山县的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以教书职业为掩护,一边利用教师的身份向学生们灌输革命思想,启迪琼崖青年的革命意识;一边拿起手中的笔——办报纸、写文章,向社会大众广泛宣传革命主张,启发民众的思想觉悟。
罗汉、鲁易到达海口的时候,正是当地进步刊物《琼崖旬报》办报艰难之时。《琼崖旬报》由琼崖革命青年徐成章、王器民创办,于1921年4月7日正式出版第一期。该报的发行结束了自1914年中国同盟会会员林文英创办的《琼岛日报》被袁世凯查封后,海南7年没有报纸舆论而与外界消息隔断的局面。所以,罗、鲁二人非常重视这个宣传阵地,先后义务担任旬报主编。他们二人都刚从欧洲回国,对于世界潮流与趋势了然于胸,特别是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学说,令琼崖人民耳目一新。鲁易热心做事,对《琼崖旬报》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希望以此为思想武器改造琼崖社会。因此,他于1922年7月27日刊载在该报第36期的《我对于改造<琼崖旬报>底观念》一文中,发出呐喊:“我们《琼崖旬报》呵,虽不敢说有引导琼人钻通这世界新文化隔膜的能力,实在有这种责任吧。”第36期是《琼崖旬报》的周年纪念号。之后,旬报的主编由6月初到达琼崖的革命青年李实接任。
鲁易以《琼崖旬报》为舆论阵地,领导和发动琼崖社会各界,开展了一场反对日本掠夺西沙群岛资源的斗争。1922年二、三月间,日本浪人以假名“梁国之”并冒称闽籍与广东奸商何瑞年合组西沙群岛实业公司,探测西沙群岛磷矿资源,企图侵占我国资源与领土。此事一经披露,琼岛舆论大哗。鲁易在《琼崖旬报》第36期上刊载张启经等24名琼崖公民代表署名的《琼崖公民对西沙群岛危亡宣言书》,发动广大琼崖人民起来反对日本侵略。接着,鲁易、罗汉等联合琼崖革命青年,组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全岛上下同仇敌忾,一举挫败了日本人的侵夺霸占行径。
这年秋,共产党员陈公培受党组织派遣来到海南岛,他和鲁易立即着手创建琼崖党团组织。在他们积极联络下,身边很快集聚起徐成章、王器民、徐天柄、王文明、王大鹏、严凤仪等一批当地进步青年。既然他们为了解放劳苦大众的共同理想走到了一起,那么一个革命组织的横空出世便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了。不久,共产党员鲁易和陈公培把罗汉、李实、王文明、徐成章、徐天柄、严凤仪、王器民、王大鹏等8人约到一起,陈公培一脸严肃地说:“同志们,经请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同意,今天,你们8位同志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接着,他和鲁易主持了一个简短而庄严的宣誓仪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铿锵之声第一次在海岛上空响起、回荡……
紧接着,在琼崖第一批共产党员的组织及参与下,创建了以鲁易兼任书记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琼崖分团。实际上,这是琼崖第一个党团混合组织,是党在琼崖播下的第一颗革命火种。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琼崖革命斗争的开拓者。王文明后担任中共琼崖特别支部委员、中共琼崖地委书记,领导打响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枪,建立琼崖红色政权,并当选琼崖苏维埃政府首任主席,病逝前举荐冯白驹为接班人,确立琼崖革命新旗手,奠定了琼崖红旗二十三年不倒的基石。徐天柄、王器民积极投身国民革命,后被国民党反对派杀害。徐成章、王大鹏则参与领导了琼崖的武装斗争与苏维埃建设,为革命斗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琼崖分团成立后,为了更广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琼崖青年团创办了新《琼岛日报》,由共产党员鲁易、罗汉、李实、陈公培共同担负编辑任务。《琼崖旬报》与《琼岛日报》每期发行两千余份,行销海南岛、广东及南洋一带,对启发琼岛青年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令人遗憾的是,《琼岛日报》因为言论激烈受到地方军阀的压制,加上办报经费困难,出版若干期后被迫停刊。《琼崖旬报》也在1923年下半年被琼岛军阀邓本殷查封。
鲁易、陈公培、罗汉和琼崖的先进分子,积极注重把革命理论宣传与组织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尤其是工人群众。1923年初,鲁易、徐成章在海口发动并帮助工人改组原来的海口工人互助社,鲁易亲自起草改组《章程》,建立新的琼崖总工会。参加工会的有民船工人、鞋业工人、店铺工人等,约数百人。工会成立后的工作,开始主要是关心工人生活,尽可能帮助工人解决困难;并办工人夜校,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工人的文化,启发和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加强工人团结;同时办工人讲习所,培训基层工会的骨干和青年工人积极分子,充实基层工会的领导力量,逐步把工人引导到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中去。
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率师作乱,广州革命政府因之倾覆。广州事变使鲁易、陈公培、罗汉等一批革命者,深刻地认识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性。投笔从戎的念头在他们心里油然而生。1923年春,鲁易等联名写信给在法国继续勤工俭学的挚友熊雄,言道:“自古以来,治国以文,安邦以武,不能安邦,何以治国?”并表示:“要在国内搞军事运动”。熊雄立即复函,荐举他们到粤军中的旧友陈铭枢处任职。不久,鲁易离开琼崖,开始了他的军事运动生涯。
鲁易在琼崖的英勇斗争,奠定了琼崖党团组织发展的基础,为琼崖革命斗争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黄埔政工的先锋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国共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正式建立黄埔军校。这所新式军校在广州黄埔岛共办学五期,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七千多名军事人才,使军校成为中国反帝反封建新型革命军队的发源地与大本营。孙中山对创办黄埔军校寄予了厚望,决心“以俄为师”,在军校引入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以军校为依托,组建一支绝对服从其领导的党军,走出一条“以党建校、以校建军”的新路,以打破国民党始终缺乏可靠武力导致革命屡遭失败的“轮回”。然而,在黄埔军校创建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军校政治部主任更换频繁、缺乏政治工作经验与人才等原因,军校政治工作没有走上正轨。这一被动局面随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到来得以彻底扭转。
周恩来于这年9月从法国回到广州,11月,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到职后,按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立即着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增加政治部部员,分为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从粤军调出鲁易任军校政治部秘书,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等到各股任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鲁易等政工干部组织制定政治课程训练计划,发布革命格言,进行日课问答,开展政治讨论,并逐步聘任政治讲师,开设三民主义浅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世界革命运动简史、中国国民党史等政治教育课程。课堂教学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使学生眼界大开,思想很受震动,深受同学们欢迎。军校政治工作很快焕然一新,改变了军校政治工作跟不上革命形势的被动局面。此外,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还代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黄埔军校直属党支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扩大共产党的影响。鲁易积极投身政治部的各项工作,担负起军校政治工作与发展共产党组织的重任,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1925年2月,国民党决定组成东征军讨伐陈炯明,并任命周恩来兼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鲁易亦随政治部出征,转战东江前线。东征出发之际,为了激励东征军将士英勇杀敌,政治部组织学生士兵于1月18日成立血花剧社,编演《还我自由》《黄花岗》及《鸦片战争》等剧目,向官兵灌输革命思想,宣传革命主义。又于2月1日在广东大学宣布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创办会刊《中国军人》,呼吁中国军人“团结起来!打倒军阀!”。政治部还在“二七大罢工”两周年纪念日这天,出版发行东征刊物《青年军人》,在发刊词中,号召全国青年军人不要忘记吴佩孚对京汉铁路工人的惨杀,共同致力于反帝反封建斗争,将东征政治宣传推向高潮。在行军过程中,周恩来、鲁易等组织随军宣传队,张贴宣传标语,印发宣传单,召开军民联欢会,向民众宣传革命道理,消除村民恐惧,争取民众信任。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东征军势如破竹,很快攻陷了陈炯明的老巢。为了在克复各地组织党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派周恩来为东江党务主任。3月中旬,周恩来指派鲁易与杨石魂为国民党潮州、汕头、梅县一带党部特派员。他们到职后,一面做“国民运动的事情”,开展平民教育,指导地方党务,组建农工团体,改良地方风俗,组织民众支援东征作战;一面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地方组织,中共汕头特支和共青团汕头支部随之成立。中共汕头特支领导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红五月”群众性宣传活动,利用“五一”“五四”“五五”“五七”4个纪念日召开群众大会,在有5000人参加的五一节纪念大会上,鲁易等党、团负责人发表演讲,唤起潮汕人民参加国民革命的热情。5月21日,东征军回师平定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叛乱,鲁易等政工干部受命留在潮汕地区,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惨遭粤港发动势力杀害。不久,汪精卫接任军校党代表,鲁易由政治部秘书升任政治部副主任。据当时出版的《黄埔潮》记载:“本校政治部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汪精卫先生和邵力子先生为正副主任。9月,汪先生被任为本校党代表,不能兼任本部事,遂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邵力子先生和鲁易先生为本部正副主任。邵先生因事赴上海,部务全由鲁副主任担任。”
9月6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毕业,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汪精卫给学员颁发毕业证后,鲁易走下主席台,带领全体毕业生向孙中山遗像宣誓:
谨遵遗训,亲爱精诚。服从党纲,五权三民。履行遗嘱,国民革命。继承先烈,奋斗牺牲。发扬光大,赴义蹈仁。言出身随,誓抵功成。
鲁易出色的才干在他主持第三期政治部工作期间得到充分施展,将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他将政治部下设指导、编纂、秘书三股改为宣传、组织两科,由秘书直接领导,秘书兼组织科长为聂荣臻,宣传科科长为杨其纲,部内只留三名文书办理庶务,其余人员充实政治教官队伍。因而,政治部虽精简但人员更加精干,适应了全校政治教育的需要。
鲁易采取分类施教的办法,把政治课程分为学生政治教育、官长政治教育、士兵政治教育,将政治教育体系化。政治课在学生课程中的比重因此大量增加,共为第三期学生安排政治课一百多次,课程内容也由最初的八门增加到一、二十门,既讲三民主义,也讲社会主义。政治部还陆续聘请了共产党员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人为政治教官和讲师,并特邀毛泽东、谭延闿、何香凝、鲁迅等国共两党领导人及社会知名人士来校演讲,深受学生欢迎。政治部出版的《军事政治月刊》《革命军》《黄埔潮》《黄埔丛刊》等刊物,师生们争相传看。政治教育的全面展开,大大提升黄埔学生的革命精神与境界。
鲁易在军校还负有党内的秘密使命,那就是大力发展中共组织,增强党的力量。他亲自介绍周逸群、李侠公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共产党员的增加,中共广东区委将原黄埔军校直属支部扩大为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并在黄埔军校建立了党团领导小组,由军校政治部副主任鲁易兼任书记,政治部秘书聂荣臻协助开展党务工作。他们不仅在军校内发展党团员,还在海军局、青年军人联合会、政治训练班等处发展党的组织,扩大了党在军校的影响,被校内反动分子攻击为“赤黄埔系”“周恩来的亲信”“支部大权,尽在鲁易、聂荣臻之手”。
为了削弱共产党的力量,蒋介石指使亲信王柏龄、缪斌等组织代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团体——孙文主义学会,专与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作对。鲁易旗帜鲜明地支持左派学生,允许他们通过《黄埔潮》《青年军人》等刊物,揭露国民党右派打着孙文主义旗帜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行径。他对制造摩擦、寻衅闹事者予以痛斥,保护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等中共学生开展革命活动。由于王柏龄以军校教育长的身份公开支持孙文主义学会,鲁易便针锋相对,以政治部负责人的身份加入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坚决斗争。为此,王柏龄上书蒋介石,要求将鲁易调开,否则他就辞职不干。
1925年底,经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向蒋介石力荐,鲁易从军校转岗到军队,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国民党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对鲁易的这次任命背景记忆犹新,曾回忆道:“他(指蒋介石)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用我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
1926年1月,鲁易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职移交给从东征前线归来的熊雄,到第三师就职。为了加强第三师的政治工作,他征得熊雄支持,又从军校政治部调来宣传科科长杨其纲、组织科科长王逸常协助他。
第三师系粤军改编,各级军官中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比第一、二师少。鲁易团结第三师中的共产党员,与所属第七、八、九团的党代表蒋先云、张际春、王逸常一起,形成共产党的核心力量。他们贯彻《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组织法》,健全各级党代表和政治指导员制度,发展军队中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使各连队设立了党团小组。他们努力开展政治教育,废除陈规陋习,不准打骂士兵,把这支旧式军阀部队逐步改造成一支革命军队。
3月13日,副师长沈应时在广州病逝,鲁易觉得,这是团结同仁,扩大统一战线的极好机会,他决意为之组织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告知黄埔同学前来悼念,并邀师长谭曙卿联名送了一副挽联:
陈林叛变,杨刘反戈,频年东战西征,幸有殊勋留纪念;
军阀专横,帝国横行,此日内讧外侮,遥开续纩尚关心。
鲁易撰写的挽联,寓意深刻,体现了他对国民党右派制造事端的深切忧虑,以及共产党员维护国共合作的极大诚意。谭曙卿虽一度奉蒋介石的命令,派人暗中监视鲁易的行动,但鲁易老成持重,无懈可击,而且许多事情还争取到谭曙卿出面支持,从面推动了第三师左派力量的发展。
蒋介石不能容允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继续发展,3月 20日,他蓄意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打击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4月上旬,蒋介石悍然宣布:第一军中的“跨党分子”,或是退出共产党,或是退出国民党,只能有一种选择。鲁易与蒋先云等军队跨党人员当即站出来,坚定地表示: “头可断,共产党员的党籍不可丢!”并庄严宣布:“官可以不做,命不可不革!”在蒋介石的威逼下,周恩来、鲁易等250多名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
5月,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在广州大佛寺举办特别政治训练班,学员多是“中山舰事件”后被迫离开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周恩来任特别政治训练班主任,同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鲁易也以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秘书身份兼任特别政治训练班秘书。因周恩来党内工作很多,鲁易协助他主持政治教育,开设了反吴(佩孚)之意义与政策”“各省军事政治状况”“党务工作”“政治工作方法”等专题,还请鲍罗廷、邓演达等做报告。特别政治训练班结业后,大部分学员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为即将兴起的北伐战争培养了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才。
在此期间,经邓颖超介绍,鲁易与广东中山县的黄女士结为伉俪,可就在鲁易离开广州后不久,他的夫人不幸病故。
沃血洪湖的先烈
1926年秋,党中央决定派鲁易赴苏联学习,把已经具备丰富革命经验的鲁易作为党的重要干部予以培养。苏联莫斯科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圣地和心脏,是无数共产党人向往的地方。鲁易怀着喜悦的心情踏上了新的征途。他从上海搭乘轮船至海参崴,又换乘火车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留学生活。据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口述记载:“到9月前后,党中央正式通知我赴苏学习。和我一同赴苏学习的人都是党培养的对象,大约20人左右,属于党的干部,我记得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顾顺章,另一个叫罗汉(又名罗雪岑);青年学生较多,如陈赓、秦邦宪(博古)、张安仁(仲实)、鲁易、李伯钊等等。我们先坐船从上海到海参崴,再由海参崴乘火车赴莫斯科。”
鲁易一行抵达莫斯科时正值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前夕,他们和热情的苏联朋友一道欢度完这个重大节日后,被分别安排到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军事学院、国际列宁学院等院校学习。11月9日,鲁易等人正式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始了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进校后,按照规定每人取一个俄国姓为代号,鲁易的俄国姓名为“弗拉基米尔·柳陵”,学生证编号为3043。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全称是斯大林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它是联共中央为培训苏联东部少数民族的党团员干部而建立的党校。称之为本班。此外校内还附设外国班,兼为东方各国共产党培训革命干部。其中有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蒙古班。中国班学员最多,大部分人1925年底到校的,鲁易他们插班进一年级班学习。在这座设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第16号四层楼房的大学里,鲁易度过了两个春秋。他不仅掌握了俄语,还学完了“国际革命史”“十月革命史”“俄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等课程,自学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有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著作,理论修养突飞猛进,思想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28年初,“东大”中国班和军事班学员因不满学校的教学工作以及中国班党支部局的工作作风,对校方与局方领导产生矛盾,后发展到军事班学员集体到共产国际请愿,最终酿成“东大学潮事件”。在学潮中,为了帮助校方与局方改进工作方法,鲁易等一批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学员站了出来,成为学潮领导人。学潮风波平息后,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关心中国学员的角度出发,将五名学潮领袖作了转学安排,鲁易、李侠公、童庸生三人转入列宁战时军事政治学院,朱代杰、马员生二人转入国际列宁学院。
4月,鲁易等三人从莫斯科转道列宁格勒,进入列宁战时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与之前从中山大学转来的蒋经国等人成为同学。列宁格勒原名圣彼得堡、彼得格勒,一直是沙俄时代的首都,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这里获得成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苏联时代。这所以列宁名字命名的军事政治学院成立于1919年,是仅次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苏军第二大军事学府,专门培养军队中高级政治工作干部。鲁易以能来到这个十月革命的圣城为荣,更为能在这所久负盛名的学校继续深造感到无比幸运。他更加勤奋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以及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理论,政治素养与理论水平不断提升。
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提议,1929年4月13日,鲁易向列宁战时军事政治学院布尔什维克全苏共产党二年级基层支部主席团申请加入布尔什维克全苏共产党,10月8日,鲁易等19名中共党员学生加入联共(布)的申请得到批准。1930年4月,鲁易顺利通过了学校党组织开展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审查。四年的留苏学习与历练,使鲁易成长为一名政治成熟、意志坚定、学养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急切地想要投身到实际革命斗争之中去。
是年夏,鲁易从苏联回到上海。他的老朋友、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热情接待了他,并任命他为中央军委秘书。8月,党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秘书处、总政治部、参谋部、武装工农部等七个部委,鲁易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在军委工作期间,他积极协助周恩来工作,开展对“立三路线”的斗争,指导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在此前后,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屡遭特务军警破坏,彭湃、杨殷、颜昌颐等很多党的重要干部惨遭敌人杀害。1931年初,党组织认为鲁易由于国民党军队中认识他的黄埔旧人较多,不适宜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于是决定将他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
3月初,鲁易抵达湘鄂西苏区湘鄂西特委所在地石首调弦口,协助中央代表夏曦筹建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当时,贺龙、邓中夏率红二军团主力在外线作战,根据地内只有一支临时编成的新六军和江左、江右两支地方武装,国民党军队以6个师又7个旅的兵力乘虚对苏区发动军事“围剿”,湘鄂西江北苏区很快失守,湘鄂西特委以及联县政府机关不得不从监利瞿家湾迁驻石首调弦口。3月中下旬,敌又将“围剿”重兵转向江南苏区,湘鄂西苏区军政机关人员与群众约4万余人再次转移,撤至长江以南的华容桃花山地区。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湘鄂西中央分局和湘鄂西特委紧急决定由鲁易、段德昌、万涛、彭之玉、陈培萌五人,组成前敌委员会,率领新六军和苏区军政机关人员北渡长江,反击洪湖之敌。新六军过江后改编为独立团,连克监利朱河、柳关、瞿家湾、峰口、周老嘴、新沟嘴等地,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收复了洪湖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之后,为尽快促成红二军团回师洪湖,湘鄂西中央分局指示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红二军改编为七师,红六军改编为八师,独立团改编为九师),并派唐赤英到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寻找红二军团,以改变其政治路线,因红二军团已渡长江北上,未能如愿。5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又派鲁易和宜昌县委书记张宗礼,前往宜昌、南漳、保康一带寻找红二军团,但因红二军团转移游击,也未能取得联系。
6、7月间, 正当洪湖根据地进行各项恢复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水灾,造成根据地粮食、食盐、布匹、医药等物资奇缺,70%的苏区群众被迫外出逃荒。敌人趁机对洪湖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以水为兵”致使洪湖革命根据地处于一片汪洋之中,企图置苏区军民于死地,根据地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危机。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保护洪湖革命根据地,8月初,中央分局决定由万涛、段德昌、鲁易等五人组成前委,指挥红九师主力赴天门、潜江,开辟襄北苏区并接应红三军主力。根据前委决定,二十五团留守洪湖,师部率二十六团以及教导营迎接红三军主力。为了掩护九师二十六团的行动,鲁易和段德昌、万涛等命令二十五团于14日占领了潜江县县城。17日,二十六团及教导营在前委领导下,攻陷沙洋镇,歼敌2000余人,击毙敌旅长徐德佐,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旋即向荆门挺进。红九师的胜利出击,从北面打破了敌人对洪湖苏区的围攻,巩固了苏区政权。随后,红九师又乘胜转战襄枣宜苏区,寻机联络与接应红三军。
9月28日,红九师与红三军在荆门刘猴集胜利会师。根据中央分局指示,做出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改组了红三军的领导,决定撤销邓中夏的政委职务,任命贺龙为军长,万涛为军政委,鲁易为军政治部主任,并以军长、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为主,组成新的前委,负责全军工作。红三军在新的前委的领导下,次日东渡襄河,10月2日攻取钟祥,再经京山之永隆河南下,于10月12日再克沙洋胜利回到苏区。
此次万涛、段德昌、鲁易等率领红九师出击襄北,圆满完成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要求红九师开辟潜江、天门苏区,接回红三军的战略任务,还扩充了一个团的兵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洪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但是,正当红九师在鄂北活动时,江南苏区在敌人
重兵“围剿”下,几乎全部丧失,1万多干部和群众惨遭敌人杀害。这在当时敌强我弱、江水泛滥的情况下,是难于避免的。而夏曦在上海党中央的诘问下,为了推卸责任,竟将丢失江南苏区的责任全部推到红九师前委委员头上,撤除了万涛的红三军政委职务,给予红九师师长段德昌警告处分,鲁易被调出红三军,到洪湖军校任职。这一事件酿成的万、夏之争,为后来湘鄂西党的“四大”分歧与“肃反”恶果埋下了祸根。
洪湖军校即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学校第二分校,1930年3月创办后,办了两期。1931年11月,军校迁至监利县周老嘴,举办第三期,学员共600人,由鲁易任军校政治部主任。鲁易在黄埔军校就从事过政治部工作,后来又赴苏联学习苏军的政治工作理论与制度,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素养,是开展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他帮助学校建立健全各种制度,改进教学方法,完善教材,把洪湖军校办得很正规,为湘鄂西苏区培养了一大批军政人才,对红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苏区的短短几个月中,鲁易的工作才能特别是政治工作才干得到充分展显,受到苏区上下的一致认可。12月,鲁易又兼任了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成为湘鄂西苏区政治工作方面的重心人物。
1932年1月,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中央代表关向应的支持下,强行压制以万涛为代表的多数干部的正确主张,使大会的政治决议百分之百接受了中共中央在《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提出的“左”倾教条主义方针,要求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的战略”,这一“左”倾错误路线为湘鄂西苏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这次大会上,支持正确主张的鲁易成为路线斗争的牺牲品,没能入选省委委员,仅被选为监察委员。但他毫不在意个人得失,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扩大苏区的战斗之中。
湘鄂西省“四大”后,尽管有夏曦“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但在贺龙的率领下,红三军再次开赴襄北,取得了瓦庙集、张家场、新沟嘴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了湘鄂西苏区,形成了“北有洪湖、中有东山、南有洞庭”的互为犄角的广阔格局。在新沟嘴战斗中,鲁易率领军校学生军和地方武装扼守陈沱子口,顽强阻击川军第4师范绍增部独立2团团长佟毅指挥的2个团,从南面掩护红九师对周老嘴、新沟嘴的进攻,使敌范绍增、佟毅两路敌军不能会合,为新沟嘴战斗全歼川军第4师范绍增部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次战斗显示了地方武装和主力红军相配合的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军民保卫苏区的战斗士气,苏区群众高兴地编起渔鼓词《赞鲁易》,唱道:“敌攻陈沱口,鲁易严防守,一群白匪落虎口,活捉佟、杨两条狗。”
随着苏区的不断扩大,为了培养苏区高级政治工作干部,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2年3月创办“湘鄂西省列宁学校”(亦称列宁大学),苏区各县从党、团骨干中选派160名学生参训,学时6个月,开设16门课程。开学典礼由省委书记杨光华主持,贺龙、鲁易分别作了重要讲话。鲁易还兼任该校教员,主讲《帝国主义与战争》课程。
这期间,鲁易除了讲课,还身兼数职,既要抓军校政训工作,又要抓军委政治工作,还要指导地方工作,虽异常繁忙,但工作卓有成效。为了帮助红三军总结1932年1、2月间的战斗经验,他于3月7日在湘鄂西苏区省委机关报发表了《湘鄂西红军击破敌人四次“围剿”中第一步进攻的教训》一文,文章认为要“更广大的动员群众反抗敌人新的‘围剿’”,强调“群众工作”的重要性。
鲁易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养成了政工干部特有的气质和风度。他举止庄重,言谈谦和,深入实际,平易近人,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的尊敬和爱戴,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当地流传至今的苏区民歌《十思念》中有一段就是歌唱他的:“五思念,鲁政委,指挥英明;白狗子,见七师,胆战心惊噫哟哎哟胆战心惊。”
1932年6月,蒋介石在武汉设立豫皖鄂三省“剿共”司令部,委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为司令官、第10军军长徐源泉为副司令官兼总指挥,纠集10万重兵,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除了军事部署,蒋介石还特别强调政治进攻和经济封锁,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在政治上重新划分了“清乡”区域,推行“十家联保”“连坐法”“通行证”制度和各县联防等,调动所有反动地方武装进行“围剿”。
在此前后,中央分局书记夏曦错误发动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以所谓“改组派”的罪名,杀害了一大批红军指战员,部队几乎无人指挥。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中央分局即将鲁易从军校调出,任命为红三军第七师政委,重上前线。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夏曦不顾形势险峻,仍坚持执行王明“左”倾中央的错误指示,要求红军“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并提出了“一寸苏区的土地不被国民党军队蹂躏”的口号。7月,红三军主力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下,不得不逐步撤退,襄北、襄南苏区先后失守,洪湖苏区的北大门洞开,形势极为严峻。
8月,敌军逼近苏区中心地带——洪湖苏区的首府瞿家湾。在军事会议上,夏曦主张分兵,用“两个拳头打击敌人”,并用最后决定权否定了贺龙、段德昌、鲁易等人转移出去开辟新区的正确意见。按照部署,第七师和警卫师的一个团留下保卫苏区,以阵地战阻击敌人;第八、九师和警卫师的另一个团跳出包围圈,打算夺回襄北苏区。
第七师被留下后,孤军奋战,分兵堵口,仍然挡不住如潮的敌军,节节后退。30日,敌两路纵队将第七师围困在新沟嘴、杨林关一线,这里距瞿家湾仅25公里,必须死守才能保证首府机关的安全。从敌我双方的兵力来看,鲁易和师长王一鸣都明白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场恶战,他们已经做好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准备。31日晨,战斗打响了,敌军分两路纵队从东、西两面同时发起攻击。鲁易和王一鸣亲临一线指挥部队作战,连续三次打退敌人的冲击。不料,敌人出动骑兵偷袭,前沿被撕开一个口子。鲁易左臂被弹片炸伤。师长命令警卫人员把他抬下去,他坚决拒绝,说:“在这个时候我能离开吗?死也要死在这里。”他正和师长商量怎么摆脱敌人时,突然一颗炸弹在他身边爆炸了,一位警卫人员猛地向他扑去,然而晚了,鲁易左胸部又中两块弹片,不幸倒在血泊之中,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红七师在31日这一天的苦战中,共损失了1个多团的兵力,师政治委员鲁易、3个团长和1个团政治委员英勇牺牲。这是红七师在单纯防御作战中受到的最严重的损失。贺龙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十分惋惜地说道:“分兵后,洪湖内部的部队受到了很大损失,十多个警卫团、警卫营都丢了。新沟咀战斗中,七师政委鲁易同志阵亡。”
然而,英雄虽逝,精神永存!
后 记
鲁易牺牲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打击红军士气,制造了“鲁易被俘”的假消息,在报纸上大肆报道“鲁易顽固不化被处决”等不实内容。鲁易“被俘牺牲说”由此产生,并流传甚广,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一谜团才得以解开。
1985年春,贺龙元帅的夫人、全国政协常委薛明向湖北省监利县反馈了贺龙生前的嘱托:“一定要把红七师政委鲁易的墓地查清楚”。于是,监利县委、县政府组成专门调查组经过两个多月查找,终于在分盐区易家台找到了鲁易牺牲的见证人、八十四岁高龄的胡守光老人。这位当年的老赤卫队长回忆说:“记得是一九三二年八月底,我和胡光华两人奉三区区长的指示,到新沟嘴战场抬担架,因为,从火线上送下来一批伤员。一个警卫员模样的人问了我们的姓名住址后,指着一位伤员特别嘱咐说:‘这是红军的重要人物,七师政委鲁易同志,你们一定要速送医院抢救;万一他不幸牺牲了,你们一定要埋葬在一个可靠的地方,事后我来找你们。’我们接过担架一看,鲁政委勉强睁睁眼、嘴唇微动了一下,可已经说不成话了。我们抬起担架就往回跑,谁知快到医院时,鲁政委却落气了。我和胡光华含着眼泪,刻了块墓砖当标记,连夜把他埋在村外红军墓地最北端。”调查组的同志在胡守光老人的指引下,当即来到当年掩埋鲁易遗体的花子桥墓地挖找,当挖开墓地北端第五个坟头时,那块凝结着当年军民深情的墓砖突然露了出来,砖面上那用铁钉子凿刻的“鲁易”二字尚清晰可见。这块墓砖一直保存在监利县革命历史博物馆。由此可见,鲁易“战场牺牲说”更为确凿。
鲁易作为红军的重要将领、红军政治工作的优秀代表,他的牺牲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因此,鲁易牺牲后受到了党和人民的深切缅怀。1934年1月,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列举了黄公略等14名著名烈士名单(鲁易列第9位),并提议大会向所有死难烈士默哀三分钟。1937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延安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又称全国苏区代表会议)开幕式上,公布了为中国革命英勇牺牲的60名著名烈士(鲁易列第48位),并提议大会为所有死难烈士默哀三分钟。1945年6月,中共七大决议召开了首次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隆重悼念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烈士们。1983年,中共中央党史人物研究会将鲁易烈士事迹收录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0卷。
为了缅怀先烈,教育子孙后代,1985年,监利县人民政府在分盐区花子桥原红军烈士墓地,修建了红军烈士陵园,并为鲁易树立纪念碑。徐向前元帅为鲁易烈士题写了“青史永垂”的碑词。
鼎城作为鲁易的家乡,始终以他为骄傲,并以各种方式怀念他的英勇事迹,传承他的革命精神。1987年,提请聂荣臻元帅为鲁易烈士题写了“鲁易烈士纪念碑”的碑词。1988年4月,原常德县委党史办以《血染洪湖,青史永垂》为题,为鲁易烈士撰立小传。2017年11月,在鲁易烈士诞辰120周年之际,建立鲁易烈士塑像,并建成鲁易纪念广场。2018年6月,将鲁易烈士故里——郭家铺街道腰堤社区更名为鲁易社区。2021年6月,建成鲁易生平事迹陈列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为国牺牲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我们要永远怀念,给与他们极大的荣誉和敬仰,不然谁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牺牲呢?”今天,我们对烈士最好的怀念就是要赓续红色血脉,矢志践行初心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进!
(作者：鼎城区委党史研究室曾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