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农业部确定鼎城区为全国插秧机示范区，加速稻谷产区插秧机推广和普及工作进程。我从常德日报上看到这条消息后，陡然眼睛一亮，很兴奋地想起五十年前的一九五八年九月，我将常德县工具改革办公室生产的被命名为“红旗”牌的一台畜力插秧机送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具改革成果展览的情形。当时的送展情况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好像就发生在昨天。那次参展后，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等诸多原因，就停止了生产和研发工作。本来已初显成效的农业机械化成果，就前功尽弃了。五十年后的鼎城农村，在党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帮助下，农业机械化程度迅速发展。现在鼎城区又被国家纳人插秧机示范区，作为当事人，我有必要把鼎城推广使用插秧机的这段光荣历史，详细地记录下来。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刚上班不久，农水局刘忠椿副局长走进办公室对我说：“县委要我局抽两人送插秧机进京参展，局里没有人抽，就从红旗(河洑)和金霞(黄土店)两公社各抽一名农机站长”，强调金霞农机站长要马上动身，晚上一定要赶到局里”。当时，黄土店还不通汽车，全靠步行。我正准备打电话时，突然电话铃响了，要刘局长接听。他放下听筒又对我说：“县委李新革书记，要你上北京，不抽下面的人了。现在他在县委小会议室等你，你快些过去”。我急冲冲地从人委会后侧门直上县委二楼小会议室。一进门，李书记就问我：“你上过北京没有”。我答：“没有”。他接着说：“派你送插秧机上北京。今年四月，省委周惠书记等领导和农业部工作组，都在东风(石门桥)、红旗(河洑)公社看了我们的插秧机插秧，反响很好，要我县送样机进京展出。你一定要在二十六日前安全送到，二十八日参加集展。现在就去找左主任(县委办左维俊主任)拿介绍信和有关证明，再去县工具改革办公室找杨甫岩主任，把插秧机包装好后，急送南站办托运，明天务必启程”。由于时间非常紧迫，不等我多想，就从人委会后门直去杨家牌坊仓库找杨主任。

当时的杨家牌坊粮食仓库，是全地区最大的粮食中转库，有库容百万斤级的仓库十几栋。在全国大跃进的浪潮推动下，为了开展全县工具改革，县委要求粮食局腾空仓库8栋，改作车间，还将栋间晒谷坪搭工棚堆放器材或改作生活间，并集中全县近200多名能工巧匠和十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在仓库安营扎寨，开展工具改革，生产各种工、农具。当我匆忙地走进仓库大门时，杨主任早已在传达室等我，并指着已包装好的插秧机对我说：“这台样机，是在红旗、东风公社试制用过并受到好评的插秧机基础上，改进生产出来的，命名为“红旗”牌。已安排了木匠和板车，现在就可拖往南站去办托运。”

我们五人，费了很大功夫把插秧机运到汽车南站托运部后，站长用尺量了量说：“这家伙超高、超宽，上不了客车顶棚上的行李架，只能用货车送长沙(当时客车是30人坐的木炭车)”。天哪，县里那时没有汽车。找运输公司货车要早作计划，临时无法安排。同时，运输费也奇贵。我们五人只好原路拖过河，送去航运公司找客轮运往长沙，看看行不行。结果，客轮接受了托运，终于把事办成。我还随客轮买了晚上零点开长沙的船票，高兴之余，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我才想起还没有吃中饭呢。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七点，客轮到了长沙，船刚靠稳，我第一个冲上码头找来四位搬运工，把插秧机抬上岸，用板车小跑式地赶往火车站，直奔行李房。那时的火车站还在五一西路，靠近湘江边。从船码头到车站，只要20多分钟。我一直提心吊胆怕托运又遇到麻烦。果不其然，行李房拒绝托运，要我送火车北站托货运。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我只好拿县委证件去找站长。还好，站长很客气，亲自帮我去行李房。他要行李房工作人员在插秧机上行李车厢时，多安排几个搬运工托起就能上车，可作特殊行李托运。站长还帮我买了当晚九点广州至北京的直快车票。那时，长沙还无始发客车进京，每天只有一趟京广直快路过。如错过了时机，就得在长沙车站等二十四小时。当我把一切手续办完后，就到了晚上九点，我马上检票进站，这时车已进站，只停留十五分钟。我不敢上车进车厢去找座位，而是直接走近行李车厢旁，守着看着插秧机上车。害怕行李房的搬运工没把插秧机送上车而误大事。当看到很多搬运把插秧机送进行李车厢后，这时开车的铃声响了，我只好就近冲进硬座车厢找座位，随着蒸汽机车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向北奔驰而去，我心中一块石头也随之落地。那时从长沙到北京，一般要两夜一天行程。只要能找到一个座位，就心满意足了。

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九点，坐了约37个小时的火车，我终于到了北京。那时北京还没有出租车。出站后，首先买了一张北京地图，寻找工具展馆方向和位置，然后找民警问路。经过有轨、无轨、公交四、五次转车后，才到工具展览馆，就是现在的北京农展馆。我把插秧机提货单交办后，展馆安排我去北京农业大学招待所休息。并约我次日九点去展馆安排插秧机展位。

九月二十五日九点，我准时赶到展馆农业机械场，这时，工作人员已把插秧机开箱放好，并把插秧机下的拖泥船垫起抬高，使拖轮能转动、插秧手能抓秧插秧，一切都已安排就绪。这时，走过来一群人看展品，工作人员对我说：“走在前面身穿米黄色风衣的是农业部廖鲁言部长”。廖部长走到插秧机前看了看就问：“这是哪里送展的?”我急忙上前回答：“这是湖南常德县生产的”。廖部长伸出手来和我握了握手后又问我：“你是研发人员还是操作人员”。我立即回答：“我是农技干部，县里抽我专程送插秧机来北京”。他又亲切地说：“那好，来北京不容易，多逛逛京城。”当廖部长看到工作人员在转拖轮，插秧手在插秧时，笑着对工作人员说：“这台样品可上拖车，参加十一游行”。紧接着馆主任对我说：“你晚上回招待所后，找服务台办理参加十一游行手续”。

送走了廖部长后，我专程去王府井大街，花了480多元，选购了一台捷克产的“120”相机，这款相机也是当时市面上最好的品牌。返回展馆对我县“红旗”插秧机进行拍照，留作纪念。可惜这些珍贵的资料毁于“文革”。二十六日我仍乘坐京广直快返回，二十八日顺利回到常德，圆满完成了这次紧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