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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七尺躯 愿为祖国捐 ——记抗日英雄陈辉烈士

来源: 发布时间:2018-01-26 11:44:48 浏览次数: 【字体:

河北涿州市楼桑庙村的北侧,高高耸立一座抗日英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陈辉烈士之墓”几个血红的大字。每逢清明佳节,前来扫墓的人络绎不绝。有的手棒烈士的遗作,悼念这位年轻的诗人;有的噙着眼泪,呼唤着这位敌后武工队的政委。

一、“延安,我向往的地方”

陈辉,原名吴盛晖,1920年9月2日出生于常德县牟家桥(今双桥坪乡牟家桥村),一个亦商亦农的家庭里。父亲吴昌铨,祖籍在安徽宁休,20多岁时迁居常德经商;母亲是桃源人,原本姓李,因家庭贫苦,出生后不久被弃于街头,由钟姓收养,取名钟梅卿,12岁那年被卖给吴家,始学文化,14岁时与吴昌铨成婚,生子女多名,大都夭殇,仅两女幸存,乃徙居牟家桥从农。吴昌铨54岁得生盛晖,合家欢喜,第二年又搬回常德城。

盛晖不满三岁,父亲因病去世,家庭日渐贫困,年仅34岁的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姐姐,漂泊于常德城乡,丈夫死后,她把希望寄托在盛晖身上,经常给年幼的儿子讲“孟母三迁”、“岳母刺字”一类的故事,教育子女长大后要做出一番事业。有一次,盛晖听母亲讲到岳飞背上有“精忠报国”四个字时,马上亮出背心,要母亲为他刺字,母亲只好说:“字刺在背上还不深,记在心里才深哩!”

1927年春,盛晖启蒙读书,进校仅三个月,常德城里发生了反革命“敬日事变”,数以百计的革命者惨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学校停课了,盛晖也不敢出门了。一天晚上,他问母亲:“那死的都是些坏人吗?”母亲把他拉在身边,悄声告诉他:“他们为穷人闹翻身,都是一些好人,切莫到外面讲。”盛晖明白了,把看到的一切深深地印入了脑海。他从小性情沉静,勤奋读书,成绩十分优异,跨入四年级就开始阅看《水浒》、《精忠传》等,常至深夜不寐。

1932年秋,盛晖考入省立常德中学。这所学校是湘西的最高学府,也是湘西学生爱国运动的发祥地,很早就有我党团组织活动。他进入这所学校,自然要受到一些熏陶。他爱好国文,喜欢看书,几乎星期天都在图书馆度过。

1935年秋,盛晖直接升入本校高中,教国文的王先生非常赏识他,鼓励他读文学作品,日后一举成名。一次,他到王先生房里得到高尔基写的《母亲》和鲁迅的几篇作品,如饥似渴地读了一遍又一遍,提高了他对社会的认识,进步思想渐渐地萌芽了。

这年冬,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常德中学的进步师生开始宣传抗日救亡。盛晖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论调十分愤慨,开始向报刊写文章,以探索中国的社会问题和人生之路。第二年春,他写了一篇题为《向前进》的文章,抨击恶势力的支持者,规劝民族前途的悲观者,唤起人们挺胸向前,救亡图存。这篇文章在报刊上刊登后,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惊嚷,说他“文词激进,煽动民心”,见是个16岁的学生,才未以“赤色分子”查办。他发表文章的自由被剥夺了,心中燃起了不可压抑的怒火,但他没有退怯,署假名,写新诗,贴上墙报,揭露社会的黑暗。他曾写道:

    天昏昏,地暗暗,

    夜沉沉,路漫漫,

    庶子行路难。

    天神啊,

    何时把光明撒向人间!

1938年元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帅孟奇潜来常德,恢复和发展地下党组织,领导建立了中共常德特别支部。一天,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向光源找盛晖聊天,对他说:“你写的《向前进》是篇好文章,希望你百折不挠地朝前走,当今青年,应以拯救民族、改造社会为己任。”向光源从袋子里掏出一本《共产党宣言》和几本进步刊物递给他,帮助他找到改造社会的方向。盛晖睁大眼睛望着向光源,惊喜地说:“哎呀,你是CP,我要求参加行吗?”这年二月,盛晖由周文雄、向光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将个人的命运同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紧紧地连在一起了,他感慨地说:“马列主义告诉了我,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吃人的血腥世界;它也启示了我,只有以牙还牙,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人……我,一个大手大脚的劳动人民的儿子, 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

盛晖加入党组织不久,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常德分会成立,常德中学的校园里不时发出抗日的吼声,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话剧队、歌咏队,开始在街头表演。盛晖心潮起伏,带头参加了进步学生组成的“抗日青年同盟”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积极地走进了抗日救亡宣传的行列,他对同学们说:“我不会演,我能写,唤起民众抗日,看那些官老爷又打什么官腔。”他一声不响地编写宣传资料,刻印救亡歌曲,主办宣传墙报,书写宣传标语。有些埋头读书的学生,也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

五月,学校奉省府指令,凡应届高中毕业生赴省城军训,合格者发给证书,报考大学。盛辉无可奈何地随班去长沙,可他的心怎么也离不开党组织,离不开抗日宣传队。他在军训场所,度日如年,在写给“抗日战地服务团”的二姐的信中说:“你们在枪林弹雨之下,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这是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光荣工作。你的爱国行动给了我很大鼓舞,我有你这样一个勇敢的姐姐而自豪。高中毕业后,我要奔赴抗日前线,同敌寇拼杀,为千千万万死难同胞复仇。”从这时起,他的心往抗日前线飞去了!

军训不到一个月,盛辉邀集进步同学曾治中和曾治民,决然返回常德,找到地下交通员老胡,倾吐了个人的志向,要求到抗日的最前线去。老胡见他矢志不凡,又得知我党创办的抗日联大在武汉招生,便指点他先去延安学习。盛辉没等他说完,就蹦了起来,“延安,是我向往的地方,决心到延安去。”

几天之后,盛辉收拾好简单行李,带起大姐为他筹借的20元银洋,把老胡写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信缝在衣角里,启程了。妈妈送了一程又一程,含着泪嘱咐他:“辉儿,你还没满十八岁,男儿有志在四方,妈不强留你,要记住精忠报国。”盛辉回过头,给妈妈鞠了一躬,朝着延安的方向走了。

二、“要为祖国而歌唱”

1938年6月,他改名陈辉,跋山涉水,闯过重重险阻,来到革命的熔炉一一延安,进入抗日联大,学习理论,学习军事,参加生产劳动。一年的紧张生活,使他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他的视野更加宽阔了,意志更加坚定了。第二年四月,他寄给浙江前线二姐的信中说:“我冒着巨大危险,安全到达目的地,这是座革命洪炉,又是抗日中心,千百万爱国青年汇聚成革命洪流。我要为祖国而歌唱,为祖国而战斗……”

1939年5月,陈辉学习结业了。校领导见他文学水平出众,有胆有识,便将他分配到华北敌后根据地,担任通讯社的记者。这时,我华北全被日寇占领,武汉也已沦陷。陈辉和战友们出发了,一路上风餐露宿,机警地绕过日伪军的封锁线,来到了晋察冀边区。目睹着被日寇烧杀后的惨景,他的心就象撕裂了一样,充满了对敌人的仇和恨,牙齿咬得咕咕直响,脸上涨得通红通红。

边区首长热情地欢迎他,见他年纪小,身体瘦,要他留在《晋察冀日报》编辑部工作。陈辉怎么也不依从,坚决要求到炮火连天的前线去。首长磨他不过,只好答应他。他满脸稚气地笑了起来,向首长敬了一个军礼,撒腿就跑了。

陈辉身挎文件袋,腰插小手枪,把一双不合脚的布鞋拴上绳子,乘夜越过京汉铁路,来到平西地区,紧握战笔,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时而冲到战火纷飞的战场,时而跳进湿漉漉的战壕,又时而深入僻静的村庄,把我军民的抗日热情,痛击日伪军的战况,以及日寇的残暴行为,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报道,投向延安,投向各个报刊,告知全国人民,推动全面抗战。

陈辉最爱写诗,他写的诗独具一格,常对战友说:“我喜欢写诗,而我写的绝不是老诗,我写新诗,将来走出我自己的路。”他来到晋察冀边区,共创作出100多首新诗,热烈地歌颂共产党,歌颂祖国,歌颂我抗日军民拼死杀敌的英雄气概。这里就举几个例子吧:

1940年春,陈辉针对当时的抗日悲观情调,创作出《为伊甸园而歌》,长达52行,其中写道:

    那是谁说

    “北方是悲哀的”?

    不!

    我的晋察冀啊,

    你的简陋的田园,

    你的质朴的农村,

    你的燃着战火的土地,

    它比天上的伊甸园,

    还要美丽!

    ……

    每一条山谷里,

    都闪烁着

    毛泽东的光辉

    低矮的茅屋

    就是我们的殿堂,

    生活一一革命,

    人民一一上帝。

《月光曲》是他1940年春在一次反扫荡中写的,其中有这样几节:

    “妈妈,你看,

    那是什么呀,

    是不是一群红色的马队

    闪电式地奔驰在河岸上?”

    “啊,孩子,那是晋察冀的子弟兵,

    他们呀,骑上太行山的骏马,

    趁黑夜,去夺回失去的,

    祖国的城市和村庄。”

    ……

    我们的红色的炮火,

    射过晋察冀的山岗。

    我们的白色的枪尖,

    刺进了敌人的胸膛。

    ……

    敌人的呜咽的血泪,

    流进了妈妈河滚滚的波涛里,

    泪儿呵,沉进了黄色的河底,

    血儿呵,将灌溉中国的土地

1942年8月10日,陈辉在拒马河八渡口,写下长达110行的诗《为祖国而歌》,倾吐了他对伟大祖国的无尚热爱,表达了他对革命忠贞不渝的情操。诗中写道:

    祖国呵,

    我是属于你的,

    一个紫黑色的

    年轻的战士。

    祖国呵,

    你的爱情的乳浆,

    养育了我;

    而我也将以我的血肉,

    守卫着你。

    也许明天,

    我会倒下,

    也许在砍头之际,

    敌人的枪尖戳穿我的肚皮……

    祖国呵,

    在敌人的屠刀下,

    我不会滴一滴眼泪,

    我高兴,

    因为呵,

    我一一

    你的大手大脚的儿子

    你的守卫者,

    他的生命,

    给你留下了一首

    无比崇高的“赞美词”。

这些诗,充满革命激情,发表在我党创办的《晋察冀日报》、《群众文化》、《诗建设》、《子弟兵》等刊物上,大大地激发了抗日军民的爱国热忱,增强了军民抗战的信心,同时也使人民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解放后,作家出版社收集了他的遗作,出版了他的诗集《十月的歌》,诗人田间为之作序,说“陈辉是‘十月革命的孩子’。他的手上拿的是枪、手榴弹和诗。他年轻的一生,完全投入了战斗,为人民、为祖国、为世界,写了一首崇高的赞美词。”

三、唤起青年上沙场

1940年秋,晋察冀边区党委调陈辉到房、涞、涿三县联合政府工作,担任青年抗日救国会的宣传委员。

房涞涿位于平西地区和冀中地区中间,东临北京,西接保定,京汉铁路从中穿过,是抗日斗争最残酷的地方。日寇占领华北以后,在这里实行“强化治安”,经过无数次“扫荡”之后,又大力修筑碉堡和炮楼,组织特务队、宪兵队、警备队,建立保甲制度,图谋把这里作为它控制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侵略据点。我边区党委决定建立房涞涿联县县委和政府,恢复抗日组织,在敌人的心脏里开展反蚕食斗争。

陈辉来到联县政府,毫不迟疑地向县委表示:“把青年带上抗日前线,是我的职责,困难再大,也一定把工作做好。”他化装成农民模样,深入到拒马河畔的白草山下,发展青年抗日组织。当时,青年们虽蕴藏着一股抗日救国热情,但面临敌人的频繁扫荡,又处在强大敌人的严密控制之下,不敢冒然出来活动。陈辉觉得:发动青年起来抗日,除向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之外,要着重讲斗争策略,勇气应从策略中产生。他决心一个区一个区地、一个村一个村地动员青年、武装青年,投入抗日救国斗争。

孙各庄青年刘静安,原在房山县张坊读中学,因日寇扫荡,学校关闭了,他躲在家里学习医术。一天晚上,陈辉来到刘静安家,找他谈心:“你是中学生,有知识,抱何志向?”

刘静安丧气地说:“我能做什么呢?总不愿跟日本人干事,只想学点医药,为老百姓尽一点心意。”

“日寇烧杀抢掠,伪特横行霸道,山河遭践踏,人民受蹂躏,你关在家里学医,能安心吗?”陈辉反问他。

刘静安低着头,不吭声了。

陈辉把平西地区恢复了抗日政府的消息告诉了他,把八路军在平西地区斗争的战略战术向他作了介绍。一夜之谈,使刘静安鼓起了斗争的勇气,第二天就随陈辉从事青救会工作,把孙各庄50多名青年全部组织起来了。不久,他担任了一区青救会主任。

在两个多月里,陈辉深入到五六十个村庄,串连发展了数以千计的青年,参加抗日救国。他把这些青年编成若干个“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简称“青抗先”),白天从事农业生产,夜间进行军事训练,面授斗争策略,组织群众挖地道,抗粮抗夫,散发传单,暗杀汉奸走狗,成了平西地区一支十分活跃的抗日力量,搞得日伪惶恐不安。

1941年夏天,县委决定由陈辉担任县青救会主任,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为提高各区青救会干部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水平,迎接更严酷的斗争,他先后在沈家庵山区举办了两期骨干训练班,共培养了两百多名干部,在训练班上,他自编讲义,自授课,深入浅出地讲解社会发展简史、抗日战争的形势、敌我双方的特点,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等等。他经常对学员说:“一个人在一生中要干成几件事,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绝不只是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他的言传身教,使训练班的青年骨干懂得了不少的革命道理,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他们都把陈辉看成是他们革命的启蒙教师,当年曾参加过训练班而健在的老同志,至今也没有忘记陈辉给他们的教诲。

陈辉很重视运用革命歌曲激发全民抗战,他除了组织人教唱流行抗日歌曲外,还自创了《跟着中国共产党》,并自己谱曲。歌词是:

    日本鬼子象一只狼,

    狼来吃老百姓的羊,

    八路军就是一根打狼的棒。

    老乡们啊,

    咱们要跟着中国共产党。

    日本鬼子象一只狗,

    狗来啃中国人的骨,

    八路军就是打狗的大石头。

    老乡们啊,

    咱们要跟着共产党向前走。

这支歌很快地传遍拒马河两岸,传遍房涞涿,传遍平西地区……当时,人民唱起这支歌,尽力支援八路军的物资,好让他们去打狼,去打狗。

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陈辉从不放下笔杆和书本。他的学习精神在边区八路军中是少见的,背包里藏的是书,口袋里揣的是书,每当一会儿休息时间,他不是看书,就是写作,领导上经常表扬他,同志们也非常敬佩他。

1943年秋季的一天,青救会骨干段诚从陈辉背包里发现一大卷创作稿子,陈辉告诉他:“这是我写的小说提纲,描写六渡村一位大娘,送子参加八路军,在艰苦的环境里自己开荒种地,把打来的粮食交给抗日政府,自己却在拒马河畔挖野菜充饥。抗日胜利后,我要发表这篇长达几十万字的《妈妈河》。”在陈辉的眼里,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力量是赢得抗日胜利的根本。

1942年夏,日寇和汪伪军调动大批兵力,对房涞涿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的“大扫荡”,想一口吃掉那里的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游击队武装。石亭是涿西北连接山内外的一座重镇,驻有日军的一个小队和伪军的一个中队,共约300多人枪,正在向各村庄抢聚粮草,准备进山“扫荡”。陈辉主动承担起牵制敌人的战斗任务,配合八路军主力反扫荡。

一天夜间,陈辉带领一支由青救会骨干组成的60人的队伍,进入石亭附近的山地。他们一面组织附近村庄的老百姓,提防敌人烧杀抢掠;一面把事先印好的“劝伪军”传单,散到伪军驻地周围,动摇其军心。日军小队长狐疑起来,生怕我游击队乘机摧毁他们的碉堡炮楼,他要事先把我游击队消灭,然后进山“扫荡”。

石亭的敌人出动了,直向我游击队扑来。陈辉见鱼上钩,立即把游击队分成两个小队,一队卡住山口,截击敌人,把敌人拖进山地;另一队夜进石亭,偷袭敌据点,搞得敌人头尾难顾。日本小队长怒吼起来,倾巢出动,追杀我游击队。陈辉率部进入山地,凭借熟悉的地形,机灵的战术,时而化整为零,避免敌人的主力;时而集中一起,猛攻敌人的一翼,虚虚实实,隐隐现现,牵着两百多敌人的鼻子在山边转了五天。敌人被拖得气喘吁吁,不仅没有消灭我游击队,反而丢下了30多具尸体,还不知我游击队有多少人枪。

就在这时,一个姓史的游击队员叛变投敌,带引敌人抄小路把我游击队包围在青龙泉。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陈辉和几十名战士发出“宁可在沙场上战死,决不在敌人前下脆”的誓言,他们左冲右突,奋力拼杀,历经两个多小时的苦战,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包围,他带着队伍又出现在敌人的另一侧。

然而,三区青救会主任史文柬和几名队员,在突围中英勇牺牲了!陈辉撕心裂肺,泪如泉涌,思念的情潮怎么也难以平静,挥笔写下长达两千句的诗篇《红高粱》,悼念英勇的战友。他在诗的“后记”中写道:“史文柬的战斗精神是不死的。如果能表现出这位19岁的青年,为祖国战死的精神的万分之一的话,我就高兴了。”

四、重建抗日根据地

1942年11月,日寇在冀中和平西地区实行“拉网式扫荡”刚刚过去,开始到处抓人,扩建据点,挖沟修路。奉命转移到西部山区的中共房涞涿联县县委,决定挑选一批强有力的干部战士,成立一支武装工作队,由肖炳林、陈辉、董一欧、段诚、贾凤林等组成工作委员会,深入涞涿平原地区,开展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工作。

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工作队下山了!陈辉和战友们机警地穿过敌人的两道封锁沟,秘密来到拒马河畔的马踏营和古丘等村庄,眼看平原大地被日寇“扫荡”后的惨景,老百姓的尸首,房屋的残灰,锅坛的碎片,婴儿的啼哭……陈辉的心也破碎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炮声呵,

    在叫,在响,

    炸毁了张三的破锅,

    烧光了李四的草房,

    这时候——

    年轻的小伙子呵,

    到军队里去吧!

    用你那乌黑的大手,

    背起那杆大枪。

为扫除恢复平原抗日根据地的障碍,工作队首先进行除奸反特。当夜,陈辉和贾凤林摸到离城不远的伪警备队驻点,伏在大路旁。不多时,特务张波和赵太哼歌唱调地朝警备队走来,刚到伏地,陈贾两人虎地跃起,将他们打倒在地,手起刀落,结果了他们的性命。陈辉和贾凤林又摸到伪保长肖玉恒、维持会长张耀三的家,将其处决。消息传开,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那些为虎作伥的汉奸特务毛骨悚然,断定陈辉他们又下山了,不得不收敛自己的嚣张气焰。

这年底,县委派陈辉去前铺发展党的组织,恢复民主政权,建立起平原敌后立足点。前铺是个偏僻村庄,早在一年前陈辉在这里组织过“青抗先”,人们都认识他,特别是青年们都知道他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干部,主意特别多,对他很信赖。他来到前铺,便住在原交通员张汉青的家。

张汉清是个快满30岁的农民,胆大心细,对敌人充满仇和恨。日伪在第一次“扫荡”时,杀害了他16岁的内弟,逼疯了他的妻子,岳父被吓得一病身亡。从此,张汉青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经常扮作卖菜人,进城探听敌人的动静,散发传单,传送“鸡毛信”,成了可靠的交通员。这次敌人的“拉网式扫荡”,又把他的房子烧了。陈辉心里思量:这样的好同志,一定要把他培养成前铺的抗日领头人。

一天晚上,两人睡在破炕上,陈辉问他:“你愿意参加共产党吗?”

张汉青一笑,说:“我不早就是共产党吗?已经干了好几年共产党的事了。”

陈辉越发觉得他性情憨厚,感情真挚,忠诚可靠,于是详细地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纪律,以及入党的手续。几天之后,张汉青成了前铺第一名共产党员。

在陈辉深入工作下,前铺很快地建立起党支部,恢复和扩大了“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形势一天一变样,群众的抗日情绪又高涨起来。拨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半年之内,涞涿平原上30多个村庄的抗日活动,又生气勃勃了。边区党委通报表扬陈辉是优秀共产党员,《晋察冀日报》也刊登了他的事迹,称他为“肯动脑筋,不畏艰难,出色完成任务的模范干部”。

1943年春,陈辉担负了联县政府的民运工作。他了解到涿县伪警察中队长李春芳是东北人,学生出身,东北沧陷后来到华北,投靠了涿县县长杨开明。日本侵占华北后,杨开明当了汉奸,保举他当了警察中队长。他仇恨日本人,不残害老百姓,陈辉决意争取李春芳起义。

一天下午,陈辉假造了一份信件,带着敌工组干部赵玉石,装扮成李春芳的东北内亲,混进警察中队,在歧沟炮楼里见到了李春芳。

李春芳望了望客人,便说:“我可不认识你,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实说吧,我就是悬尝一千块大洋的陈辉,来拜访你,是告诉有人在暗算你,说你私通八路,仇恨日本人。”陈辉一边说,一边拿出那封信,摆在桌子上。

李春芳看了信,大惊失色,“唉,完了,要不是家乡沦陷,怎么也不想干这个差事。”

陈辉见到他的表情,便冲着他说:“你不必担忧,那两个特务已经被我们处决了,如果你想升官发财,可把我交给你们警备大队领赏。”

“哪里,哪里!我李某还不是那样黑良心。”李春芳连忙解释。

陈辉说:“目前,日寇烧杀掳抢,象李队长这样有家仇国仇的人,何不为救百姓救祖国出点力呢?”

“象我这样的人,你们会……”李春芳吞吞吐吐。

陈辉抢过话头,说:“我们早就欢迎你,相信你会走上光明大道。

李春芳紧紧握住陈辉的手,坚定地表示:“从现在起弃暗投明,报效祖国,同你们一道打日本。”

陈辉和李春芳商定,首先集中武器,然后把部队带到山区,一切供给由八路军负担。赵玉石留在中队,假称李春芳的内弟,当了中队副官。

陈辉回到马踏营,为促成李春芳尽快集中武器,避免夜长梦多,几天之后,便放出八路军就要攻打歧沟据点的风声,同时每天都派人到歧沟炮楼下喊话,制造攻楼的紧张气氛。李春芳佯装惊慌,以守卫岗楼为由,一面把人枪集中起来,一面进城向警备大队求援武器弹药。三天之内,李春芳集中了100多条大枪,4挺歪把机关枪,3门小钢炮。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杨开明怕歧沟据点被八路军游击队摧毁,危及县城,要他的大舅子带100多人枪,准备增援歧沟。陈辉得此情报,当机立断,调集敌后武工队,火速跑到歧沟附近埋伏,阻击敌人,掩护起义队伍转移。他马上赶到歧沟据点,要李春芳抢先行动,集合队伍,宣布“进山整训,抗日救国”。有个小队长拔出手枪,威胁李春芳,赵玉石眼锐手快,“叭”地一枪将他打死,队伍朝前铺方向开走了。

增援敌军出城不远,望见炮楼浓烟滚滚,刚跑到歧沟旁,即遭我武工队伏击,乱成一团,丢下10多具尸体,慌忙地逃回了县城。

陈辉孤胆闯敌营,带回100多人枪和大批弹药,炸毁了敌炮楼,还击毙了10多名敌人,威震遐迩,成了平西地区的传奇人物。

五、拒马河畔斗敌顽

1943年春,陈辉提升为涞涿县执行委员,并兼任第四区区委书记和敌后武工队政委。四区位于京汉铁路以西的拒马河两岸,是敌我犬牙交错的地方,日伪军的炮楼哨所星罗棋布,铁路沿线都有日军岗哨,而且松林店车站驻有一支200多人的日本特务中队。在那里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无疑是十分艰巨的。

这怎能难住陈辉呢?一天晚上,陈辉要县武装大队派几名战土,摸到铁路东段,猛袭敌人的哨所,他率武工队伏在铁路西段敌人防守较弱的地方。东段的枪声响了,敌炮楼的聚光灯转向那里,几个哨所的敌人向东出动了。陈辉乘机把手一挥,飞也似地跨过了京汉铁路,等到敌人的聚光灯扫向这边,武工队早已消失在夜幕之中了。

陈辉来到拒马河西岸,立即展开工作。白天隐于地道或山洞,发动群众,建立游击小组,控制两面政权;晚上出没在敌炮楼岗哨之间,杀特务,除汉奸,劝说伪兵倒戈……

仅十几天,日军控制的地盘里发生了连串的事件,几个铁杆汉奸失踪了,几个特务没影了,好些伪兵逃跑了,连一辆军用火车也在松林店附近翻倒了。日军特务中队长荒谷川惊恐万状,他断定八路军游击队又到了那里,下令部属日夜搜索,逐村清查户口,连一点儿影子也没有发现。群众称陈辉的队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八路”。

第二年六月,地里的麦子熟了,陈辉按照上级的指示,组织四区军民开展一场护麦斗争。他一面发动群众快收快藏,一面组织武装力量阻击抢粮之敌。时至下旬的一天,涿县伪政府出动几百名日伪军,10辆卡车,几十辆大车,到拒马河西岸抢粮。伪县长王西宠亲自率领一队人马,行至后铺和古丘之间的沙滩,突然遭到陈辉带领的区小队和武装民兵的伏击,顿时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王西宠以为遇到了钢八路,吓得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跑掉了一只皮靴,也不敢回头去拾,扔下20多辆大车和抢得的粮食,狼狈地逃回了县城。四区军民护麦胜利,兴高采烈,都夸陈辉是他们的“钢政委”。

护麦斗争刚刚结束,征粮斗争又开始了。为支援八路军主力局部反攻,上级指示从富户中征收一批公粮。工作一开始,就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松林店村伪保长左胡子,跑到“日伪联防处”拍着胸脯说:“我姓‘左’的给姓‘八’的交了麦子,就不是娘养的。”夏辛店伪军小队长祖五吹,也拍着盒子枪叫嚷:“谁他妈的给八路军送粮食,我这家伙就不答应!”陈辉心想:不给这些坏蛋一点颜色看,征粮就会落空。

几天之后,正是松林店赶集,陈辉和通讯员王厚祥,扮成农民模样,挑担蔬菜混进了集市,闪身潜入左保长家中。晌午时分,左保长回来了,刚跨进房门,就被小王挤住了喉咙,陈辉把枪抵住左的脑袋说:“你姓左的不给八路军交粮食,有胆量,该赏你一颗子弹。”左保长吓得三魂掉了二魄,连忙跪着磕头,一面打自己的咀巴一面说:“我放屁,我不是人,长官饶命,愿为你们效劳。”陈辉指着他的鼻梁说:“就饶你一回,三天之后必须交齐公粮,何去何从?你自己看。”陈辉把枪一拍,走了。

陈辉和小王撒腿离开了松林店,又改扮成拾粪的农民,绕道来到夏辛店,伏在祖五吹回家的路边。黄昏时刻,祖五吹从岗楼朝家里走来,陈辉和小王从身后扑了过去,缴了他的盒子枪。

陈辉问道:“听说你这支盒子枪不准老百姓向八路军交公粮,是吗?”

祖五吹抬头一看,才知是陈辉,连忙跪下求绕:“饶我一条命吧,给八路军交公粮,决不反口。”

陈辉严正地说:“你认贼作父,真该一枪打死你,念你是中国人,给你一次赎罪的机会,三天之后必须把公粮交齐,否则我把今天的事告诉日本人,让他们来杀你。”说罢,把空枪还给了他,大踏步地朝拒马河走去。

祖五吹和左保长等人明白,如果日本人知道他们被八路军抓到后的保证,只有死路一条,索性背着日本人让老百姓给八路军交公粮,也为将来留一条活路、几天之后,他们催促富户把麦子送到了拒马河。

1944年夏天,华北抗日进入了局部反攻阶段,中共房涞涿联县县委决定抓住遍地青纱帐的有利时机,向日伪据点广泛袭击。陈辉心想:敌军据点早一天拔掉,人民就少一天灾难。他带领全区武装,配合县大队摧毁区内三个敌据点。

六月廿七日,陈辉带起武工队和民兵百余人枪,一举拔掉孙庄和横歧两个伪军据点后,便集中兵力攻打常村的日伪军炮楼。这个炮楼里驻有一个日本中队,共100多人,配有两挺机枪,100多条长枪,弹药充足,是涿县日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陈辉征求大家的意见,宜于智取,不可强攻。他们首先开展政治攻势,从中寻找战机。一方面在炮楼周围散发传单,动摇伪军的军心;另一方面夜间到炮楼附近向伪军喊话,劝他们弃暗投明,不给日寇当炮灰。

日伪中队长刘歪波,十分惶恐,连忙派亲信高小,前往县城求援。高小出炮楼不远,被我伏兵抓住,陈辉翻开“帐本”对高小说:“你是新城县的人是不是?你家里还有一个70岁的老母亲是不是?”

高小望着陈辉说:“是的,可我没有干那些缺德的事。” 陈辉严斥道:“你杀人放火没有干,奸污妇女没有干,跟着敌人扫荡有你不?这不是缺中国人的德吗?”

高小连忙说:“我一定立功赎罪,长官手里有帐的,决不扯谎,我可发誓。”

陈辉决定将计就计,把高小带到一个山村,假造了一封令常村警备中队“撤离据点,速反县城”的信,还仿刻了伪县警备大队的印章,盖在信上,要高小拿起信回常村复命。

天刚黑,高小乖乖地把信交给了刘歪波。不到一个时辰,只见常村炮楼的全部人马匆匆地离开了据点。陈辉急令武工队埋伏在通往县城的要口,准备截击敌人,另派几名战士去烧毀炮楼。

刘歪波带起警备中队来到县城,被警备大队长汪旭昶大骂一顿,还打了几个耳光,令他火速返回。刘歪波才知上了大当,一路小跑,远远望见炮楼浓烟滚滚,好似阎王抓走了他的头魂。他有气没力地往前走,忽然道旁杀声四起,一排排子弹象雨点一样地朝他射来,打得他们死的死、伤的伤,各自争先逃命,刘歪波也不敢溜进县城了。

陈辉一连拔掉敌人三个据点,消灭敌军百余名,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威震涞涿,县城里的日伪军也不敢轻易踏进拒马河岸了。

六、为国献出七尺躯

1944年冬,大雪掩盖了原野,冰层封住了拒马河,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联县县委集中全县军政干部进山整训,只留下少数干部在各区坚持工作。

11月11日,数百名日伪军乘虚而入,由汉奸张德祥和王治仁引路,将我四区区长陈琳和几名武装人员围困在马踏营河套。经过一天的激战,陈琳、张文雅等30多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了,多少老百姓也被屠杀了,房子被烧成了灰烬。

噩耗传到山区,陈辉几乎昏倒过去,他不由分说,发狂似地赶到马踏营,凝望着烈士的遗体,,他没有哭,脸上表现出难得忍受的悲愤,挥笔写下豪壮的《祭诗》,在追悼会上,含着眼泪一句句地朗诵:

    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

    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

    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

    丈夫一死耳,羞杀狗汉奸。

干部战士和群众昂着头,也不哭泣,让报仇的烈火熊熊燃烧。他们把陈辉的祭诗当成杀敌的钢铁誓言,举着拳头齐声怒吼:“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

陈辉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他向县委递上请战报告,要求率武工队到京汉铁路以东的敌占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为四区人民讨还血债。县委知道他雪恨心切,无法阻北,只好同意他的请求。

一天晚上,陈辉带起一支30多人的武工队,踏着寒冬月色,穿过京汉铁路,来到日本特务中队和王凤岗伪军的“联防”地带。这里炮楼遍地,封锁沟纵横,号称“强化治安模范地区”。北岳区党委曾几次派人到这里开辟根据地,都因无法站住脚而撤离。

陈辉插入涿县,将武工队分为两个小队,一队潜入涿县城南,一队潜入涿县城北,立即展开除奸活动。海深塘有个被称为“花姑娘”的刘家媳妇,同鬼子特务勾搭,帮敌人搜集情报,陈辉派人将她处决。码头据点的伪军连长裴宏生,带着二三十个弟兄从城里返回,陈辉带起一小队,伏于向阳渡口阻击,打得敌人鬼哭狼嗥,裴宏生的左腿成了两截,伪兵死了一半。徐里营据点的伪军小队长师振武,正押着民工修岗楼,陈辉打扮成民工混入工地,乘机逼进师振武卧室,对他苦口婆心的教育。师振武受到感动,表示“再不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当夜就放回了民工,解散了部下,毁掉了工事,自己逃到东北老家去了。

陈辉的武工队就象一把尖刀插入了敌人的胸脯,“花姑娘”处死,几个汉奸丢了命,徐里营据点被毁,码头据点损兵折将,连涿县城墙上也出现了陈辉的《宝塔诗》。县城日伪军官歇斯底里地咆哮起来,出动几路人马,逐村搜索,捆绑吊打老百姓,甚至惨杀无辜,威逼他们说出陈辉的下落。受尽日伪军蹂躏的群众,死也不吐真情。

狡诈的敌人另施一计了!他们四处张贴告示,悬赏1000块大洋捉拿陈辉,并用重金和官职收买叛徒。原在区里工作过的青救会成员周永旺,经不起困难考验而消极起来,对陈辉的批评教育怀恨在心,当见到捉拿陈辉的告示后,拜倒在重金之下,偷偷投靠了敌人,帮助寻找陈辉的踪迹。

1945年2月,县委决定召开县区领导干部会议,部署对日反攻。陈辉接到通知,立即到各村布置工作,提防敌人前来烧杀。2月7日,陈辉和通讯员王厚祥,来到范庄,不料被叛徒周永旺发现。夜间,房东范永坤护送陈辉离黄楼桑不远,周永旺带着敌人闯进了范庄,却扑了个空。8日凌晨,周永旺和几名特务在路口抓住了范永坤,毒打之下招出了陈辉的去向——韩村。松林店车站日本特务中队长荒谷川,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倾巢出动,把韩村包围得水泄不通,传令活捉陈辉。

陈辉和小王来到韩村堡垒户王德成家,突然身染疾病,腹泄难止,没有趁早转移。8日早晨,王德成的母亲为陈辉做了一碗面汤和两个荷包蛋。陈辉还没吃完,特务魏庆林、张杰英闯进屋来,把枪口对准陈辉和王厚祥,得意地说:“这下你们可跑不了啦,团团包围啦,跟我走吧!”陈辉毫不理会,喝下面汤,乘放碗之机,顺手抓过放在炕沿上的手枪,朝后“叭”地一枪,正打在魏庆林握枪的手臂上,丢下枪连滚带爬地跑出屋子,张杰英吓懵了,转身想跑,被小王一枪穿了个窟窿,倒在那里了。陈辉和小王乘势堵住前门,监视巷口,准备同敌人作生死较量。

荒谷川的特务队和警备署共百余人,疯狂地发起攻击,机枪、步枪、手榴弹一时大作。陈辉和小王各守房子的一端,英勇还击,不让敌人前进半步。忽然,敌人的一颗手榴弹从窗户飞进,一声巨响,陈辉的左腿挂了花。

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陈辉见敌人越来越多,对小王说:“我们不能等在屋里挨打,要冲出去,翻过墙头就是树林河道。”小王随手扔出两颗手榴弹,掀起浓浓硝烟,两人乘势冲出西屋,来到院子里。怎奈敌人两挺机枪封住墙头,没法突出去,只得又返回屋子,隐蔽在北面的耳房,拼死抵抗。小王爬上窗户,一梭子弹撩倒几个敌人,自己却中弹牺牲了。

敌人还想活捉陈辉,强令几个伪兵,掀开屋顶,扔进若干捆燃着的高粱杆子,顿时室内烟雾弥漫,火势熊熊,陈辉被呛得喘不过气来,衣服烧着了,子弹也没有了,他自知为国捐躯的时刻已经降临了!

陈辉怎肯放过最后同敌人搏斗的机会呢?他握着最后一颗手榴弹,打开耳门,拖着一条淌血的腿走了出来,两眼冒出仇恨的火花,惊得敌人倒退数步。守在门外的特务魏常林和高庆,从后面抱住了陈辉,10多个伪兵也连忙跑过来“抢功”。正在这时,陈辉使尽全身力气,挣脱开来,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轰隆一声,几个伪兵成了残缺的僵尸,我们的这位抗日英雄、人民的忠诚战士、富有才华的诗人,也倒在血泊之中了……

年仅24岁的陈辉同志,为党为人民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实践了自己的誓言,“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他的革命浩气与世常存,他的英雄事迹将流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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