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4日上午，黄天垂泪，大地生哀，南县县城的街道上，两名满身伤痕的共产党员，拖着沉重的镣铛，被一群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军警押着，昂首挺胸地朝九都山刑场走去!沿街的人群，面带悲愤，目送着这两位年轻的屈死者离开人间。他们就是中共南华安特委负责人刘国富和周锡龄。

(一)

1905年2月10日(即光绪三十一年古历正月初七日)，周锡龄出生于常德县灌溪寺樟树湾周家咀一个农民家庭里。父亲周德林，承继祖业良田百亩，瓦屋一幢，苦心经营，家境颇为殷富;母亲沈氏，生有一女一男，秉性善良，成天在家料理内务。锡龄作为周门独生儿子，父母对他自然是爱如掌珠，望子成龙。

锡龄刚懂人事，眼看到很多衣衫褴褛的老人小孩，来他家乞讨，便呆望着他们，向他们投去同情的目光。有一次，一位老人站在门口乞讨多时，他父亲连声说:“没有，没有， 到别家去讨。”说罢。很不耐烦地回后房去了。锡龄瞒着父亲，撮了一筒米给那位乞讨的老人，并催着说:“快走，快走，莫被我爹晓得了。”他父亲终于看见了，连声大骂:“你这个败家子，有什么用啊!”边骂边把他拖进屋，罚跪在神堂前，一面打，一面问:“你还偷不偷米？说呀!”年幼的锡龄，觉得父亲太没有人情了，老是一声不吭，也不叫痛，把他父亲气得脸色发紫。

事情过去了。为这件事他问母亲:“那些人为什么要讨米?好遭孽的啊!”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田种，没有粮食吃，你外公小时也讨过米。”从此，他一见到讨米的，就对那些小朋友说:“讨米的都是象俺外公那样的人，是好人。”

1912年春，锡龄刚满7岁，被父亲送到辽阳观，跟着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刘春阶启蒙读书，历时八载，读完了四书五经，深得刘先生的赏识，把他当成“得力的门徒”。刘先生曾受过辛亥革命的影响，有些民主思想，时常给锡龄某些进步的教诲。有一次，他对锡龄说:“孔夫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实未行其言，吾辈学子，须晓民乃国之本。”锡龄总是聆听刘先生的教训，若有所思，他在本子上恭恭正正地写道:“他日学有所成，必定为民请命。”

这时，他年仅15岁，可父母硬逼他与同姓异宗的周大妹成婚。他迫于压力，只好听从摆布，但他从不与妻子同行，很少去岳父家做客，依然在常德县第一高等小学堂潜心攻读。

1923年春，锡龄离乡别境，赴省城求学，考入兑泽中学。入校不久，长沙城里爆发了声援“二七”惨案的学生工人爱国运动，这使一向刻苦读书期待“他日学成”的周锡龄，大开眼界，大受教益，于是再不埋头读书了，开始接触社会，注意各种政治活动，他利用课余时间，随同几位湘西好友刘国富，杜修经等，走进工厂和码头，了解工人的现状，目睹着那些工人每天起五更睡半夜，劳动达十五六个小时，所得到的工资很少，难以解决家人的温饱，甚至还要遭到工头的打骂，他们的心里生起怜悯之情，怎么也不能平静。

几天之后，锡龄利用学校出版《墙报》的机会，以其犀利的笔调，写下题为《世间何等不公平》的文章，在《墙报》上发表，无情地揭露了资本家的贪婪，诉说了劳工们的苦楚，他大声疾呼:“劳工的血，快要被吸血鬼吸干了，将要死去，让我们去救救他们吧!”

学校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负责人杜修经，和团员刘国富，热情地开导他，悄俏地把《通俗资本论》、《共产主义ABC》、《向导》等革命书刊递给他，对他说:“你看了这些书，可能会明白世间不公平的原因的。”锡龄很高兴，躲在校园里阅读，边读边点头，觉得讲的很有道理，渐渐地解开了他心中的迷惑。

1925年6月，省垣学生工人声援“五卅”惨案的爱国运动，如滚滚洪流，汹涌澎湃。锡龄再也按捺不住了，毫不犹豫地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出版墙报，张贴标语，参加集会游行，反抗英日帝国主义侵略，唤起人们同英日帝国主义经济绝交……

3月上旬的一天深夜，锡龄和刘国富等同学，来到江岸，闪身爬上日商装满“洋货”的轮船，撬开四桶煤油，浇在“洋货”上，投去火苗后回到岸边。顷刻之间，只见船上火势熊熊，把江边照得如同白昼，睡在船舱里的几个日本商人，狂呼乱叫地抱头鼠窜，挣扎逃命。货物化成了灰烬，船板不时爆炸，队队军警跑来，也只能是望火哀叹了。锡龄挤在人群之中，显现出从未有过的高兴，更加坚定了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几天后，他由刘国富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第二年7月，北伐军攻占了湖南，以北洋军阀吴佩孚为后台的叶开鑫部败走，长沙的革命群众运动就象潮水一样的涌溢全城，打倒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吼声响彻云天。锡龄再也耐不住了，他的血几乎沸腾起来，向学校团组织提出申请。决心弃学，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

锡龄的革命行动得到组织上的支持，于十月尾返回常德。当时，任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农运部长、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的陈昌厚，与锡龄同是常德渐安区人，又是小时的同学，两人见面，志同道合，胜过兄弟亲密。

昌厚问他:“老庚呀，回家乡有什么打算?”

锡龄稍思片刻，拿起纸笔写下四句誓言:“桐生今日回家门，唤醒千万农奴心，反帝反封展鸿志，誓除天下不公平。”

昌厚看后，把锡龄抱得紧紧的，然后说:“好，好，我又多了一员农运大将，现在就把渐安区交给你吧!”

几天之后，锡龄以县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渐安区，马上组织已经建立起来的几个乡农民协会的会员，打着农会旗帜，在山乡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口号，沿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同时还组织一些青年农民积极分子，编成几个宣传队，四处演讲，使偏僻的山村顿时沸腾起来了。申请加入农会的农民络绎不绝，各地的乡农民协会纷纷建立，锡龄成了他们的一呼百应的首领。12月中旬，渐安区农民协会诞生了，都推崇锡龄为区农民协会委员长。

锡龄的家庭，在周家咀一带可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财主，他父亲眼看儿子当了农民造反的领袖，十分恼怒，成天在家里咬牙切齿，对锡龄的母亲说:“老子早就看透了，他是个败家子，悔不该让他出门读书的。他母亲也着急了，连忙要媳妇把他找回家，说是“父亲病重”。

他父亲见锡龄回到了家里，压住气对儿子说:“你放下书本不读，跟那些泥腿杆子闹，能有什么出息?”

锡龄知道同家庭的斗争不可避免，于是说:“国家不太平，穷人受压迫，怎么能安心读书呢?”

父亲火了，厉声斥责:“你这样搞，就不是我周家的后代。”

锡龄笑着说:“我而今是团员，是县农运特派员，是区农协委员长，早就不是周家的后代了。”直气得他父亲四肢发麻，两眼发呆。

他母亲和妻子从旁劝他:“你要为这个家呀，不要惹起你父亲生气啦!”

锡龄严词答道:“如果不让守财的父亲生气，还配当农协会委员长吗?”说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

1927年2月16日，历时三天的全县农民代表大会闭幕了，锡龄连夜率全区代表返回家乡，按照县农协会委员长陈昌厚的部署，迅即在全区范围内展开惩治土豪劣绅的斗争。他见到很多贫苦农民的子女无法上学读书，决意乘农民运动的东风兴办农村教育事业，在农会骨干上反复强调:“苦难的农民，不但要在政治上经济上解放出来，还要从文化上解放出来，摆脱愚昧和无知。”

原渐安镇镇长成明久，往日刮尽民脂民膏，作恶多端，当地农民无不切齿痛恨。锡龄来到成明久家，对他说:“你往日为人，老百姓是有数的，区农民协会责罚你修建一所学校，将功赎罪。”老奸巨滑的成明久，无视农民协会的裁处，阳奉阴违，月余不见行动。锡龄怒不可遏，即派农民纠察队将成明久抓来，游乡示众，继而召开斗争大会，揭露成明久的种种罪行。成明久第一次尝到了农协会的威力，恐惧非常，害怕农民要他的命，只得向农民低头认罪，连忙要家人让出全部房子，交出部分财产，开办学校。农协会员们破天荒地见到豪绅向黑腿杆子哀求，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喜悦，纷纷跑到锡龄跟前，坚决地表示:“只要你带领我们干，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同地主老财斗到底。”渐安区的惩治土豪劣绅，由此而拉开了战幕。

这年三月，锡龄由陈昌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培养军事干部，县农民协会决定派他去中央军校长沙分校学习。锡龄仗剑从军，心里十分激动，他觉得军人应以勇为贵，于是改名“周勇”，怀着远大的抱负，高兴地走进了军校之门，开始他的军事生涯。在入校的第一天，他在日记本上写道:“军人勇为贵，临危志不摧，为民除列暴，热血染征衣。”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的品格和风貌。他刻苦钻研军事技术，积极参加军校的各种政治活动，很快成为引人注目的学员。

就在军校开始实弹射击训练的紧张时刻，长沙发生了反革命“马日事变”，一时屠刀乱舞，血肉横飞。军校的校园里顿时动乱起来，右翼学员依仗长沙驻军为后盾，向左翼学员疯狂反扑，几乎刀枪相见。锡龄临危志不摧，旗帜鲜明地痛斥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他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弟兄们，我们是国民革命军人，总理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怎可同室操戈呢?”有些盲从于右翼分子的学员，觉得他说的在理，感到心亏，低着头走进了卧室。

那些右翼分子怎会放过周锡龄呢?他们唆使第35军驻长教导团，出兵进校抓人，以煽动造反的莫须有罪名，把周锡龄和部分战友抓去监禁起来，有个军官斥责他们:“你们这些青年人，胡里胡涂，参与两派斗争，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嘛!不然，就会被共党赤化。”锡龄心想:敌人必定会查出我是共产党，我不能白白地等着死，一定要设法逃出去，第三天凌晨，锡龄乘敌不备，借去厕所而越墙逃出，暂避于省政府任职的堂兄周建秋家安身。

周建秋是个趋炎附势的人，对工农革命运动素有介意，马日事变发生，他完全倒向了国民党右派那边，对锡龄的处境抱着幸灾乐祸，他劝说锡龄:“你跟共产党走，无俸无禄，还有性命之忧，何苦呢?倒不如同我在省府当差。”一次又一次地逼着锡龄答复。

开始，锡龄不予理睬，后来实在听得不耐烦了，便冲着周建秋说:“人各有志嘛，怎可勉强从事呢?”周建秋再不吭声了，脸色也沉了下来，锡龄思付着:他在做什么文章呢?莫不是怕连累他，或是要秘密告发?锡龄打定主意，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当夜就不辞而别了。

锡龄逃离周建秋家，历尽艰险，一路上忍饥挨饿，到达了武昌，恰遇上几位志同道合的军校同学，确有说不出的高兴，何去何从呢?他们展开了一番争论，有的主张投靠武汉国民政府，有的主张找湖南省主席唐生智，锡龄则提出异议：“我以为汪精卫不可靠，唐生智不会同蒋介石抗争到底，倒不如投到贺龙军长麾下。”大家觉得他的主张蛮有见解，颇表赞成，于是决然立时前往鄂东。锡龄等来到贺龙领导的第20军，政治部负责人周逸群见他们是中央军校长沙分校的学员，热情地欢迎他们，马上作了安排，锡龄被分配到政治部工作。

7月中旬，汪精卫在武汉叛变了革命，奉命“东征讨蒋”的贺龙的第20军，移驻九江后而按兵不动了。锡龄听到一些风声:贺军长已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另有决策。他期望再树一帜的日子早点到来，暗暗地重复参加军校时的誓言:“为民除列暴，热血染征衣”。

8月1日凌晨2时，我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了!锡龄随部队逼进南昌城，冲锋陷阵，臂上挂了花，也顾不上包扎。然而，在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挥师南下的途中、他所在的团队被敌人击散。锡龄在重山峻岭中周旋多日，无法追上部队主力，决心返回湖南，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二)

1927年9月上旬，周锡龄辗转来到长沙，几经周折，找到了中共湖南省委。为加强南华安特委的军事领导力量，省委决定派他去南县工作，并嘱咐他相机策动驻守在那里的省防军第五师第一团的起义。

九月下旬的一天，锡龄改名周金锐，扮成商人模样，只身来到南县县城。县城里驻扎着国民党省防军独立第五师师部及所属第一团，而国民党南县县党部和团防总局也坐镇在这个小小的县城，日夜出动军警，在城乡捕杀我地下人员，寻找我特委机关的踪迹。面对反革命事变后的白色恐佈，反动军警的疯狂，锡龄无所畏惧，他强忍心中的怒火，秘密来到特委接头的地点东堤尾，会见了共青团特委书记刘国富，战友久别重逢，相互寒暄，心里十分激动，却又那么沉重。

刘国富把他拉到内室，向他介绍了南县的敌情，特委的情况与战斗部署，并嘱咐他说:“在严峻的情势下，必须高度提防敌人的破坏，这里不比前线打仗，切不可鲁莽行事，眼前就是要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策划武装暴动。”

“那我的任务是什么?”锡龄问刘国富。

“你担任共青团特委委员，做军事工作，动员进步青年参加革命活动。”刘国富把中共南华安特委的安排告诉了他。

周锡龄按照特委领导的嘱意，与南县乡村师范女学生段守义假扮成夫妻，在县城古松巷租了一间住房，以经商为掩护，开始了革命活动。

南县城郊的九都山，树林茂密，山水相依，是当时南县的风景区域，不少人到那里游览。锡龄和国富时常扮成乡村师范的学生，约集一些进步青年到那里去，向他们宣传中国的前途命运，人民的生死攸关，激励他们效法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救国家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使这些进步青年很快地投入地下革命斗争。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1928年初，中共南华安特委根据两湖省委的指示，决定在南县发动年关武装暴动。特委书记杜修经安排锡龄率一支武装游击队，袭击灵官洲的敌团防大队，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战斗任务。

古历正月初一的晚上，天空泛起一片浮云，隐约现出几点星光。锡龄带起几十名游击队员，摸到灵官洲团防大队的篱垣，只见室内灯火通明，团丁们和衣而卧。

队员们悄声问锡龄:“看样子敌人有所准备，怎么办?

锡龄反复思索着，难道就此而退却吗?即使不能把敌人全部消灭，也要狠狠地杀一杀他们的威风。他果断地决定：“按原计划行动，速战速决!”

锡龄话音刚落，几名先锋队员闪身跃入大院，刺死了两名哨兵。怎奈刚刚逼进敌营，正准备冲杀进去，敌人发现室外人影闪动，鸣枪传讯，霎时倾巢而出，与暴动队员展开搏斗，锡龄眼看一时难以把敌人击溃，又恐附近敌军闻讯增援，便带几名队员抢占退路口，下令撤退。同敌人拚杀的队员，边打边退，分散冲出院外，队伍汇齐，刹那间就消失在黑夜之中了。

敌团防大队，遭此突然袭击，丢了十几条枪，好几条命，惊魂未定，怎敢追击我撤退的队伍呢?他们朝我撤退的方向，放了一阵空枪，仍龟缩在院内了。

锡龄率部撤至隐蔽的地点，清点人数，不见两名队员的踪影。他的心一时象刀绞似地，朝屋柱上狠狠地击了一拳，很久说不出话来。为免遭敌人跟踪“清剿”，他吩咐大家火速分散隐蔽，保存势力。

整个南县的年关武装暴动失利了!省委决定改组中共南华安特委，由刘国富接任特委书记，周锡龄接任共青团特委书记，重新组织革命力量，继续展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

我年关暴动后两三天，南县所有的国民党军警，象发了疯似地，扑向全县各地，清查、搜捕我地下人员，却一无所获。敌人老以为我地下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游击队，被他们击散，或逃出南县，一时无法兴起了，停止了“清剿”，过春节的气氛在敌营中日渐浓厚起来，特别是县团防总队，爆竹声声，饮酒作乐，庆祝他们的所谓“清剿胜利”。

居住在古松巷的商号“刘老板”周锡龄，乘隙前往南县明山头一带，以“拜年”为名，秘密串连发动一批农会积极分子，加入地下武装游击队，组成暴动大队，并兼任大队长。同时，他派员设法探听敌人的虚实、动静，一切准备妥当，只等特委作出再次武装暴动的决定。

古历正月中旬，南县的城镇开始扎灯结彩，准备按习俗大闹元宵。锡龄灵机一动，一个新的念头产生了，决定在明山头来一个“武装闹元宵”，消灭那里的反动团防，杀一杀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的反抗精神。他立即向特委书记刘国富汇报了自已的想法，特委极表赞同，并派特委委员张紫照潜往明山头，协助周锡龄筹划这场特殊的战斗。

明山头是个离城较远的集镇，有百多户烟灶，南县团防分局就驻扎在这里，分局局长魏鼎是当地有名的豪绅，凭借他掌管的五六十人枪，称王称霸，捕杀我地下党人员，深得县长安百一的赏识。古历正月十五日黄昏，锡龄以他惊人的胆略，和张紫照带起40来名游击队员，各个身藏手枪或短刀，佯装成民间艺人，有的耍着龙灯，有的舞着狮子，有的弄着乐器，还找了几个青年妇女表演地花古，沿村庄朝明山头游来。当这些“艺人”游到团防分局附近，团丁们跃跃欲去观看，却被魏鼎喝住:“只知看热闹，团防大院交给谁，中了共党的调虎离山计怎么办?”然而，魏鼎是个爱玩耍的人，不忍心失掉这个闹元宵的机会，索性亲自出马查看，觉得他们既没有凶器，又没有半点行踪可疑，于是令家人放鞭炮将他们接进院内，一来可以要团丁守卫大院，二来使元宵节增添热闹气氛。

锡龄和张紫照带着“艺人”来到魏鼎的大院，尾随的男女群众也蜂拥而入，霎时间，国民党的团防分局变成了哄乱的娱乐场所了。周锡龄混于乐队之中，暗地指挥，艺人们先表演地花古、车车灯、彩莲船，地方风流戏，紧排在两侧守卫大院的团丁，捧腹大笑，前伏后仰。魏鼎坐在门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几个表演花古戏的年轻姑娘，垂涎欲滴，早把戒备之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入夜了，大院灯火通明，暴动队员们开始表演龙灯和狮舞，他们东跳西跃，左冲右突，有意把两队团丁挤散在人群之中。时机到了，锡龄使个眼色，几名演过地花古的队员，闪到武器库旁，刺死两名守库团丁，劫取枪支。几个观看狮舞的团丁，见状尖叫起来，魏鼎大惊失色，急令团丁捉拿共党。锡龄飞步向前，手起刀落，砍得魏鼎脑浆四溅。正在拼命厮杀的团丁，见主子已经毙命，不愿冒死对阵了，有的逃出院外，有的跪着求饶。战斗结束了，锡龄对缴械的团丁说:“你们家有妻小，被迫当兵，与农民并无冤仇，今天不杀你们，要不改恶从善，魏鼎就是你们的下场。”他指挥暴动大队，带起缴获的战利品，飞快地离开了明山头，撤回到依山傍水的南咀山。

明山头团防分局被我军摧毁，魏鼎毙命的消息，传到南县县城，反动当局一片惶恐。县长安百一发疯似地叫嚷：“有共无我，有我无共。”他一面具报省府，要求附近各县“一体协缉”;一面下令组织若干个“清乡队”，到各地清查户口，实行“十家连坐”，妄图把我地下党一网打尽。同时，在县内到处贴出悬赏布告:“周金锐，青年团主席，二十三岁，中等身材，操常德口音。报讯者赏洋五百，捕获者赏洋千元”。

1928年4月9日，特委地下交通员被捕叛变，特委机关被破坏，组织部长毛觉民惨遭杀害，另有30余名地下党员被捕入狱。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尽管形势何等严峻，怎会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而退却呢?周锡龄和刘国富等安全转移后，立即采取对策，决定进兵中渔口，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渔口驻扎着一支国民党的挨户团，团长唐燮初是个老奸巨滑的刽子手，“马日事变”后，他在中渔口一带疯狂地“铲共清乡”，杀了不少无辜群众。我年关暴动时，他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沾了便宜，得到县府的嘉奖，由此声名大振。他在县里公开夸口:“共党不敢越我防地一步。”要想除掉唐燮初，特委觉得硬拼不行，锡龄急中生智，想出了一条妙计。

4月下旬的一天黄昏，周锡龄和张紫照，带领30多名游击队员，化装成“岳州铲共义勇队”，假造一份盖有岳阳县官房的公函，押着两名受伤队员扮成被捕的“共党要犯”，来到中渔口投宿。锡龄和紫照带着公函，大摇大摆地去挨户团接洽，借说护守“要犯”，要求当局支持。唐燮初接过公函仔细阅看，反复打量来人的举止，又派员查看了那些弟兄和伤痕累累的“要犯”，信而不疑了，答应让领队和看守“要犯”的人在院内住宿。为麻痹挨户团的头目，张紫照备下丰盛晚餐，特请唐燮初饮酒，还送给他一些鸡鱼烟酒。唐燮初受宠若惊，把他们看成自家兄弟，完全放松了对他们的警惕，并邀请锡龄和紫照两位打牌。

时至深夜，挨户团丁大都睡熟了，仅有几名哨丁在院内游动。锡龄和紫照使个眼色，掏出短刀，冷不防地刺死了唐燮初和作陪打牌的副官，闪身而出，枪击哨兵。那些熟睡的团丁从梦中惊醒，以为是共产党前来偷袭，连忙跑到内室报告，只见唐燮初已命丧黄泉，吓得魂不附体，争先逃命。来不及逃跑的被“缴枪不杀”的吼声吓懵了，才知我地下游击队早已打进了大院，不敢顽抗，乖乖地放下了武器，求条生路。锡龄急令队员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和钱物，火速撤离中渔口，直往南咀山走去。

自恃强大的“铲共据点”中渔口挨户团被我地下游击队连根拔掉，南县政府惊恐万状，生怕共产党打进县城，叫他们的脑袋搬家。县长安百一忧心忡忡，无法向上级交差，哀叹地说:“共党暴动惨杀之案，层出不穷，即在清乡之间，犹敢纷至沓来。”他火速联络沅江、益阳两县的团防武装，把中渔口包围得水泄不通，逐户逐人搜查，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有看到，更找不到刘国富、周锡龄的下落，他们哪里知道，住在县城古松巷的“刘老板”就是他们日夜想要捉拿的“要犯”呢?

几天过去了，中渔口一带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杀人如麻的县“清乡委员”汤冬生，带起几个保镖，回老家小北洲看望他的父亲。周锡龄很快得到了这个消息，决心要除掉这个罪魁祸首，他立即通知部分游击队员和斑咀地下党支部书记胡永福，配合行动。锡龄连夜赶到神童港，集合队伍，直奔小北洲。午夜时分，锡龄令胡永福带队包围了汤家大院，冲杀进去，捉住了汤冬生的父亲汤梅卿及其管家，搜遍了也不见汤冬生，在追问中才知汤冬生怕生意外，黄昏前就返回了县城。队员们愤恨之极，将为虎作伥的汤梅卿处死，一把火烧掉了他的老巢。一向耀武扬威的汤冬生，闻知父亲被处死，望着家院的方向嗥叫，却不敢回家治丧。南县国民党的其他官员，可说是“谈周色变”，纷纷想方设法把家人接进县城，生怕步汤梅卿的后尘。

(三)

然而，革命队伍内的蛀虫，对革命的危害是何等的严重啊！1928年7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农运特派员刘鳌，从长沙乘船来南华安特委工作，一路之上被国民党的便衣侦探盯梢，当他踏进南县县城，即将他作为共党嫌疑分子逮捕入狱。刘鳌贪生怕死，卖身求荣，叛变了革命。他按国民党的嘱意，仍以省特派员的身份，与特委书记取得联系，借传达省委紧急指示，要刘国富通知特委成员开会。刘国富、周锡龄、尹东汉三人，刚到开会地点，就被敌人包围，陷入了魔掌，唯张紫照迟来一步，侥幸脱身。

刘国富、周锡龄和尹东汉被捕之后，南县团防总局要求马上将他们杀害，以防夜长梦多。而县长安百一却另有主意，想从他们三人口中得到南县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全部情况，甚至还想把他们招安过去，成为他反共反人民的得力帮凶。

第二天，安百一把他们三人请去大堂，待若上宾，摆上酒宴，说是为他们压惊。他们完全知道安百一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镇定自若，看他如何从事，毫不客气地吃喝起来。

安百一洋洋得意，在席前拿出一支派克牌钢笔，对刘国富说:“年轻有为，有胆有识，佩服、佩服，只是误入歧途，写过自首书就算了。”

刘国富冷笑着说:“我们是共产党，你们是国民党。我是特委书记，你只不过是一个县长，有什么资格劝我自首呢?”

安百一的伪善面具刷地撕开了，咬牙切齿地吼了起来:“你们不受抬举，敬酒不吃要吃罚酒，看你们的骨头有多硬!”他喝令看守把他们三人关进了监狱。

第三天，安百一对他们分别刑讯。当审讯周锡龄时，安百一问:“你是哪里的人?”

“我是中国人，你都不知道?还要问?”锡龄怒斥安百一。

安百一压住性子说:“你们纠集愚民，危害社会，年纪轻轻想造反，知罪吗?”

锡龄义正词严地回击：“带领穷人闹翻身，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何罪之有?”

安百一气得满脸铁青，咆哮起来，喝令手下施以酷刑。锡龄咬着牙，一声不吭，任凭敌人吊打，休想从他口里得到什么，连他是哪里的人、多大年纪，敌人也无法知晓。南县公署在杀害他的布告上，只得写上“籍贯不详，年龄不详”。

几天之后，难中脱险的张紫照，扮成富商，用礼物打通看守，来狱中探望。他有意组织力量劫狱，与锡龄密议。锡龄断然制止这种冒险行动，说:“老谋深算的安百一怎会放松对地下游击队的提防呢?怎能在国民党的腹地劫走他们的要犯呢?”他劝张紫照切莫中敌人的奸计，保存革命力量，继续在农村坚持斗争。张紫照只好听从锡龄的嘱咐，打消劫狱念头，洒泪离别了他。

锡龄再没打算活着出狱了，他面对死神，仍然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相信革命的火焰会扩大燃烧。在牢房里，他向家人写下遗书:“望父母保重身体，不要为我的死过度悲哀，望善抚吾儿，待他成年，承继吾志”。最后还写道:“雄鸡在啼叫，天快要亮了，我写完了”。他把遗书揣在怀里，象铜浇铁铸般地坐在牢中，随时准备结束生命的最后一息。

敌人很快对他们下毒手了！8月4日上午，几个刽子手凶神恶煞地把锡龄押出牢房，给他套上脚镣手铐，由一队枪兵押往刑场。锡龄脸不变色，视死如归，向街旁伫立的群众微微点头，示意和他们诀别，多少人为他的屈死而流下了眼泪。

到了刑场，监斩官问他:“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现在还不迟。”锡龄昂着头，望着兰天，似乎身旁不是一个人在向他问话。敌人的枪声响了，子弹穿过了锡龄的胸膛，鲜红的血从胸口流了出来。他晃了晃身子，两眼冒出仇恨的火花。接着两声枪响，他倒在血泊之中了……

党的好儿子周锡龄，为着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3岁，党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