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监利县的红军烈士陵园里，巍巍矗立着一座烈士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徐向前元帅题写的“青史永垂”四个耀眼的大字，以纪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三军的著名将领鲁易烈士。每逢清明佳节，陵园附近的老人以及青年学生，总是肃穆地走到碑前，献上一束鲜花，悼念他的英灵。

出国留学受凌辱

1897年3月，鲁易出生于湖南常德县沅水南岸一个书香之家。他父亲祖居江西黎川，光绪年间迁来常德。年过四旬，生得一子，夫妇俩有说不出的高兴，远近的学士和知己都来为他贺喜，祝福他世代昌达，因而给这位难得的后裔取名“其昌”，后来去法国留学，改名鲁易。

鲁易自幼随父亲读书，聪颖过人，又勤奋好学，少年时就文才出众，邻里间都称他是沅水南岸的“神童” 。18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湘西最高学府——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始创于清光绪29年，时名西路师范，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后改名省立第二师范，学生来自湘西29个县。先县试，后校试，中榜入校。鲁易能跨进这所学校的门槛，足见其才识不凡了。

这时，上海、北平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吹进了常德古城，也吹进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部分师生的心扉，鲁易在这股化雨春风的熏陶下，爱国之心日益炽热起来。他想：日本帝国主义经过明治维新，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地大物博的中国难道就不能富强起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要去日本留学，寻求救国之道。

1918年初春，鲁易毅然扬起洞庭风帆，奔赴省城，报考官费留日，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按成绩选派，乘远洋轮漂泊扶桑，进入日本东京正则学校攻读。

鲁易是为拯救民族而东渡留学的，因而他求知心切，稍有暇时就沉浸在图书馆里，广泛涉猎各种书刊杂志，饿了就啃几口粗面包，渴了就喝一杯自来水。从那里，他了解了日本十九世纪中叶变革维新的始末，也触及了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同时阅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学说和俄国革命的书刊，边学习边思考祖国的命运，然而什么是拯救中国的良方呢？他仍在迷惘之中。

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鲁易，随时都想着维护祖国的尊严，即使在异国他乡。5月7日，东京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日本政府公然举行集会，纪念袁世凯出卖国家主权同它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且要中国留学生参加。鲁易、王若飞等义愤填膺，串联发动留日同学集会抗议，竟遭到日本当局横蛮干涉。他怎能忍受这样的凌辱呢？决然弃学回国，结束了他第一次留学的生活。

鲁易从上海乘长江轮回湘，只见沿途各大城市声援“五四”爱国运动的怒潮正汹涌澎湃，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烈火在熊熊燃烧，他似乎从黑暗之中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为探寻拯救中国的新路，他决意去法国勤工俭学。

1920年12月15日上午，法国远洋商船“智利号”从上海启航了。高风、鲁易、毛遇顺等湖南同学，也乘这艘船去法国勤工俭学。这批留学生中，数鲁易个头最小，身体最瘦，而学识最好，又喜欢同外界打交道，所以，同学们都称他为“交际官”。他冒着凛冽的寒风，站在甲板上凝视着上海滩，凄楚地盯住那些停靠的外国船只，就像无数只蠕动的蚕儿争食着一片几乎凋敝的桑叶，他的心是多么的沉重啊！他转眼眺望远方，憧憬着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命运，又依恋着生他育他的祖国，他的心随着大海的波澜起伏荡漾。

“智利号”驶达了越南的西贡港。这里树木葱茏，百花盛开，宽敞的码头上堆满了各种货物，马路上的行人熙熙攘攘，看起来是一个繁华的城市。

鲁易和几位同学信步走上大街，到处可见法国的警察，在那里张牙舞爪，不远处的摊贩旁围着不少的人，怒视着正在威逼一位设摊小卖的华侨老太太交税的两名警察，飞起一脚踢翻了老太太的那摊，还狠狠地打她两记耳光。鲁易等愤愤地走上前去，扶起老太太 ，替她拾起被掀掉在地上的东西。

华侨老太太望了望，然后哭诉着：“年轻人，你们也是中国人吧？”

“是的，我们到法国去留学，路过这里。”鲁易拉着老太太的手，亲切地回答。

“我们没法活啊！”老太太伤心地说，“做个小买卖，以前只交三种税，而今又要交什么人口税，难啦。”

鲁易诧异地问：“那边两个摊子怎么不交呢？”

“人家是日本人，可以免交。”老太太怨恨地说：“我们就不行咯！”

鲁易全明白了，内心感到莫大的耻辱，目睹这种不平的事，他对即将前往的异国他乡产生了新的疑虑，扭头回到船舱里，满脸愁云直叹气。

“智利号”在海上航行了35日，在法国的马赛港靠岸了。鲁易一行转乘火车，抵达了巴黎，幸有上批俭学生迎接他们，来到了留法学生接待站，几天之后被安排在蒙达尼公学补习。

战后的巴黎，经济萧条，许多工厂无法维持而倒闭了，闻名世界的花都却成了乞丐的“王国”。在鲁易的眼里，巴黎同样是一个人吃人的罪恶世界。到哪儿去寻找劳动和生活的门路呢？有的同学动摇了，想辍学回国。

鲁易坚心要学下去，他常用“游子不忘报国忧”这句话鼓励大家，并劝慰个别动摇者说：“困龙总有上天时，只要我们互助互济，定能克服各种困难。”经过劳工们的帮助，鲁易在克鲁邹一家五金厂找到一份差事，干些搬运、包装铁器的重活，挣得几个钱维持最低的生活。

当时的法国，出现了各种纷纭繁杂的思想流派，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哪个主义能够挽救中国的命运呢？鲁易经常参加何长工、陈公培等人组织的研讨会，他们觉得灾难深重的中国，只有走俄国的路，赶走帝国主义列强，打到封建军阀，才能得到拯救。鲁易在他们的启迪之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初步信仰。

孟秋的一天，在三侠孟纱厂做工的赵世琰、蔡和森、李立三等青年，来到鲁易、高风他们劳动的克鲁邹，给他们一个令人愤慨的消息，“喂，巴黎办了一所新大学，叫里昂中法大学，你们知道吗？中国的钱、法国的先生。”“这一大笔钱是以勤工俭学生的名义在国内募捐来的。”

“那好呀，我们到那儿去读书。”鲁易抢着说。

“不，我们没有资格入校，他们都是派的一些官绅的子弟。”

赵世琰的话音刚落，鲁易的火性子大发了，他激昂地说：“里大的成立，本吾人奋斗之成果，而招生的办法，实过河拆桥之行为，我们要夺回里大。”

大家异口同声：“要争回里大，争回入校权！”他们共推赵世琰、蔡和森为领头人，还举鲁易为谈判代表，然后分途联络去了。

9月20日下午，100多名勤工俭学生整队出发了，冲进里昂中法大学，占据了校舍，发出入校呼吁。鲁易从从容容地走进校长办公室，自我介绍说：“我叫鲁易，是大家公举的勤工俭学生代表，此来并无他意，惟要求校方给予入校权利。”他同校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据理驳斥，使校方无言以答。

中国驻法公使陈篆，怎会体谅这些远涉重洋立志救国的平民子弟呢？非但没有答应他们的合理要求，反而以“聚众闹事”的罪名，勾结法警镇压。

次日凌晨，数以百计的武装警察，如狼似虎地闯进里昂大学抓人，除赵世琰等少数同学越墙脱身之外，蔡和森、陈公培、鲁易等104名留学生统统被捕，关进一所旧军营改设的监狱里了。

赴法勤工俭学倒成了囚犯。严酷的现实使鲁易摒弃了向西方学习救国之路的幻想。他沉思着：为什么中国人在西贡市谋生遭受欺侮，到法国留学不成，反而蹲了监狱呢？他似乎从雾海之中摸到了岸际。面对惨淡的人生，鲁易无所畏惧，指着看守牢房的警察大吼道：“你们法国的自由就是监狱吗？你们西方的文明就是枪棒吗？与其说你们是警察，倒不如说你们是魔鬼！”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发起人之一，陈公培也是支部的成员，他俩对鲁易敢于斗争的勇气十分钦佩，便悄声对鲁易说：通往自由之路只有一条：斗争！全体的斗争。一根木怎能支撑大厦呢？

鲁易很敬重蔡和森，对他的指教心悦诚服，用什么办法把所有“囚犯”激怒呢？他冷静地思索着。

一天夜间，鲁易在牢房里故意唉声叹气，捶胸顿足，闹得那些听天由命的学生更加心烦。蔡和森和陈公培知道他又出新点子了，也不出面招呼。

有个同学很不耐烦地责怪鲁易：“哎，你闹什么？到了这个地步还讨不得一个清静！”

“你们这些人，只知道睡觉。”鲁易干脆吼了起来，“任外国人摆布的，死了也是个怕死鬼。”

“谁是怕死鬼？你讲呀！”大家轰了起来。

“刀放在脖子上我也不怕。”一个个摩拳擦掌。

鲁易的“激将法”凑效了，一句话把牢房里的勤工俭学生激怒了，谁也不甘示弱。第二天上午，他们“百子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全体绝食抗议，声言“要向国际社会控诉”。

法国当局着慌了，唯恐事态扩大，遂与中国公使馆合谋，于10月13日将他们全部押上火车，解往马赛港，勒令他们离开法境。

鲁易学习西方的悲剧结束了，然而两次出国留学遭受凌辱的情景，却深深地刻在他的心壁上了。

任职黄埔陷囹圄

被法国驱逐出境的这104名留学生，又乘坐那艘“智利号”远洋轮，向香港方向行驶，鲁易站在甲板上，一声不吭，似乎在想什么。他比出国前更瘦了，也不像从前那样爱说话了。

蔡和森走过来问他：“此次留学法国，有何感受？”

鲁易知道蔡和森是有坚定信仰的人，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便坦率地回答说：“我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只不过遮了一层自由的面纱，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我再也不到西天取经了。”

“是呀，祖国的苦难，要全体人民起来解脱，马克思的学说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真谛。”蔡和森用这样的话启发他。

鲁易连连点头，决意抛却西方，学习东方(指俄国)，在国内做些拯救民族的实际工作。他对马克思学说并不陌生，早在三年前在日本留学时就接触过了，只不过没有现在认识深刻罢了。

“智利号”抵达了香港，陈公培、鲁易、高风等10多名矢志救国的男儿，在此登岸了，托蔡和森向中央转告他们的志向。共产党员陈公培带着他们来到广州，找共产党广东区委联系，要求留在那儿从事革命活动。

不久，党中央批准鲁易等人入党的通知送来了。广东省教育厅聘任他们为琼山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教师的聘书也送来了。他们喜出望外，兴高采烈地来到海南岛，以教书为业，在那儿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了海南岛最初的第一个党支部。

1922年8月，广州风云突变，佯称“效忠孙中山”的广东军阀陈炯明，率师作乱，广州临时国民政府因之而倾覆了，人民寄予的讨伐北洋军阀的希望却破灭了。鲁易反复思索着，军事对于反帝反封建是何等重要啊！一个投笔从戎的念头在他心里油然而生。

第二年春，鲁易毅然写信给在法国继续勤工俭学的挚友熊雄，言道：“自古以来，治国以文，安邦以武，不能安邦，何以治国？我要在国内搞军事运动。”熊雄钦佩其志，立即复函，荐举他到粤军中的旧友陈铭枢处任职。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凭借副官身份周旋于官兵之间，推动陈部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以后，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从欧洲留学回国的周恩来，被委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执意将鲁易从粤军中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担任秘书，协助他主持部务和学员的政治教育。

鲁易深知这所军校是培养革命军将官的唯一场所，也是我党和国民党左派同右派势力争夺人才的阵地。他从1924年11月踏进黄埔军校，就竭尽全力把住政治教育这一关口，与政治教官恽代英、肖楚女等，精心地拟定了《政治教育大纲草案》，且主持编写了长达10余万言的《政治问答集》，还多次聘请谭延闿、何香凝、毛泽东、鲁迅等知名人士来校演讲。

第二年8月，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在黄埔军校发生了！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党代表廖仲恺，惨遭国民党右派暗杀，军校的校园里顿时笼罩着一片极为紧张的气氛。在这场动乱之中，鲁易表现出惊人的革命魄力，他愤愤地向左派师生说：“党代表的血，更能壮我们的志，投入国民革命，暗杀有何惧怕！”他勇敢地组织进步师生，反击否定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反革命逆流，稳定了军校的局势。就在这场事件平息之后，鲁易升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

如何把黄埔学生培养成反帝反封建的精英呢？这是鲁易反复思考的问题。为使学员们牢记军校的宗旨，激励奋发向上，他广泛征稿，综合整理了振奋人心的《陆军学校校歌》，歌词是：

莘莘学生，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勿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这年9月，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毕业。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汪精卫向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之后，鲁易走下主席台，带领全体毕业生走到孙中山遗像前，举手宣誓：

谨遵遗训，亲爱精诚。服从党纲，五权三民。履行遗嘱，国民革命。继承先烈，奋斗牺牲。发扬光大，赴义蹈仁。言出身随，誓抵功成。

蒋介石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鲁易，既欣赏他的组织才干，却又把他看成是眼中之钉。

到年底，蒋介石摔东征军回营了。这支部队主要由黄埔军校的学员组成，击溃叛军陈炯明部以后，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一军。一天，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向军长蒋介石举荐：“鲁易担任二师党代表是很合适的，你看呢？”

蒋介石“闻鲁色变”，他想：二师师长王懋功思想左倾，若鲁易来二师，岂不为之“赤色”吗？不行。可他又不好拒绝周恩来的荐举，只得同意鲁易去三师任职，叫右派师长谭曙卿来控制他。

第三师大部由粤军改编，各级军官中黄埔学员很少，正副师长与国民党右派可算是一个鼻孔出气。谭曙卿接到蒋介石的密令，立即派了两名亲信，专门负责监视鲁易的一举一动，并对他俩说：“党代表是个危险分子，他的一言一行，都得及时密报，万一有什么差错，军座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

几天之后，鲁易来到了三师，上到师长，下至部属，对他是那样的冷漠。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或许被挤走，或许被暗杀，或许会走出一条崭新的路。但他不怕丢命，就像在法国留学当囚犯那样。他打定主意，老成持重地与师长合作共事，很多事情都争取谭师长的出面支持。在谭师长的眼里，鲁易是个诚实、干练、爱国热忱很高的人，不仅不再监视他，而且还很相信他了。

鲁易处境变化了，特别是下属军官与他的交往日益密切起来。他决心把这支部队改造成“有主义的武装”，于是通过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熊雄，调来共产党员杨其纲、蒋先云和张际春，担任了该师三个团的党代表，协助他开展三师的政治工作，也形成了三师共产党组织的核心。

翌年春，三师副师长沈应时，因病去世了。鲁易觉得，这是团结同仁，扩大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极好机会，他决意为之组织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告知黄埔同学前来悼念，邀谭师长联合署名，撰联志哀。挽联的内容是：

陈林叛变，杨刘反戈，频年东战西征，幸有殊勋留纪念；

军阀专横，帝国侵略，此日内讧外侮，遥看续纩尚关心。

挽联寓意深刻，表现了他对内忧外患的沉重心情，对国民党右派制造事端的极大关注，同时也激起了谭师长和部分军官的同情。他在三师确也走出了宽阔的路。

然而，蒋介石对国共两党合作北伐，存有介意，特别对共产党员在他控制的第一军中活跃起来十分嫉恨。他蓄意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以后，便对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下手了。突然间，他派员收缴了部分共产党员的枪支，并向师、团宣布：“凡跨党分子，或是退出共产党，或是退出国民党，自行决断！”

鲁易是第一军中有名的跨党人员，对蒋介石的胡言非常气愤，“这不是要闹分裂吗？”在这关键时刻，他勇敢地站出来，冲着蒋介石说：“我鲁某头可断，共产党员的党籍不可丢！”

蒋介石闻之极为恼怒，暴跳如雷，喝令手下将鲁易、蒋先云等扣押起来。

第二天，一军中的左派军官大嚷起来，周恩来和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强烈反对，社会上更是舆论风生。

蒋介石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将鲁易等释放，但他硬性规定：“凡被释放的人员，取消军籍，不准再回部队任职。”

鲁易看透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愤然离开了第一军。三师的部分军官对他依依难舍，相邀为他送行。鲁易感叹地对他们说：“国共合作，消灭军阀，乃总理的遗训。蒋校长倒行逆施，意欲独霸军权，国民革命的前途难卜啊！”

1926年夏天，正在广东区委为国而忧闷的鲁易，忽然接到党中央组织部的通知，派他去苏联留学。鲁易即日启程，从珠州码头乘海轮离穗，到海参崴登岸，再乘火车穿过茫茫的西北利亚，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留学生活。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人民安居乐业，享受着真正的自由，他们的脸上看不到丝毫悲伤的表情，这与法国巴黎比较，真是另一个天地。他触景生情，暗自感叹：“祖国啊，您何时才能医治好满身的创伤，何时才能由人民主宰您的命运啊！”

鲁易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七班学习。这个班是个理论班，专为我党培养高级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就是他的同窗好友。

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尽管他的身体比较瘦弱，眼睛有点近视，但由于他有着坚强的性格，坚韧的毅力，学习十分刻苦。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学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俄国十月革命史》等课程，还潜心自学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论帝国主义》和有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著作。这两年，他犹如进入一座纯青的洪炉，得到了很好的煅造，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国革命的见解更加卓识了。

驰骋鄂西洒碧血

经受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的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31年3月又卷起了滚滚硝烟。国民党趁贺龙同志率红二军团主力南下，出动三万多人马，偷袭洪湖苏区，梦想把它一口吞噬。敌人万万没有料到，由地方武装组成的红六军，虽不够一个师的兵力，竞如钢铁一般的坚硬，如闪电一样的隐现，怎么也啃不动、摸不到。

敌军中有人议论开来，“听说共军的指挥官里，有黄埔的鲁副主任。”还有的说：“不是说他在上海吗，怎么又到这里来了？”

是啊，鲁易在苏联留学两年，后随中共“六大”的代表回到了上海。当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党中央机关早已隐匿起来了。他好不容易才在一个十分僻静的小胡同里找到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两人相见后，回首往日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以及忆念起大革命失败时牺牲的战友，他们的心情是多么的沉重啊！

周恩来岔开话题，谈及鲁易回国后的工作，“中央决定把你留在中央军事部担任秘书，协助杨殷部长指导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建设。”

秀才治军可是件难事啊！然而，鲁易二话没说，毫不迟疑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因为他在黄埔军校任职时，看过一些军事书刊，又经常旁听教官们讲授军事课，对他来说军事工作并不感到陌生。从这天起，他想方设法熟悉各个根据地的发展情况，起草了《关于目前军事计划大纲》(草案)，充分显示出他的军事才干。杨殷部长看后，风趣地说：“哎呀，你不单是文秀才，还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武秀才！”

一年过去了，上海法租界传出噩耗，彭湃和杨殷两位领导人被叛徒白鑫出卖了！周恩来见上海国军中的黄埔生都认识鲁易，不宜在白区工作，便派他到洪湖的红二军团中任职。

来洪湖途中的艰险是可想而知的。交通要道都被国军驻守，且搜查甚严。有人劝他：“还是绕道而行吧！”

鲁易却不信邪，他说：“国军聚集的地方，说不定还是安全通行的大道。”他给自己打扮了一番，穿着一件华丽的长衫，戴上一顶礼帽和一副墨光眼睛，手提黑公文包，上咀唇留着短胡子，神象是一位家财万贯的阔商，持上海一家洋行的信柬乘长江轮逆水而行，在几个大码头上他故意同国民党军警摩肩而过。真也奇怪，那些军警向他望了望，也不盘查他。他就这样一帆风顺地来到了洪湖苏区。

这次敌军乘虚而入，却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势头。来洪湖不久的鲁易，第一次看到两军对阵，全身的血都要沸腾了。他主动向中央分局请战。

中央分局同意了，决定由他和段德昌、万涛、彭之玉、陈培荫五人组成前敌委员会，率领洪湖军民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战斗。

军长段德昌征求鲁易的意见说：“敌军六倍于我，你看这个仗怎么打？”

鲁易思索片刻，果断地说：“依我看，凭借这湖汊沟港，同敌人捉迷藏，人再多也无用武之地。”

“好主意。”前委成员异口同声：“把敌人引到湖里来，让他站也没处站。”

敌军压境了。段德昌和鲁易带领队伍埋伏在要道，给敌人以迎头痛击，然后分成几路且战且退……

敌人果真被牵住了鼻子，“追”到了湖边，一窝蜂地在湖堤上转了两天，攻吧，又没有见到共军的踪影，反而好些弟兄死于我军的冷枪之下，终于败阵而回了。

几个月后，蒋介石闻报，湖北驻军三万多人袭击洪湖，损兵折将，被少于六、七倍的共军打得落花流水，肺都快要气炸了，咬牙切齿地骂道：“饭桶，简直是一群饭桶！”他匆忙地飞到武昌，满脸的杀气，枪毙了两个吃败仗的军官，回头对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吼道：“洪湖共区加一个温文尔雅的鲁易，有多大能耐！现在委任你为鄂豫剿共总指挥，首先扫平洪湖的共军，否则别来见我。”

何成浚吓得战战兢兢，哪敢怠慢？立即着手调兵遣将，筹措粮草，准备对我洪湖根据地进行一次空前规模的“围剿”。在蒋介石威逼之下，何成浚要破釜沉舟了。

蒋介石飞抵武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洪湖，何成浚的行动计划，全在段德昌、鲁易等洪湖军事领导人的意料之中，也为即将爆发的更残酷的苏区保卫战紧张地筹划起来。

恰在这时，贺龙、邓中夏率领南下的红二军团主力，与强敌遭遇，被困在襄北，损失较大，须派援师解围。

在中央分局召集的紧急会议上，段德昌、鲁易力主增援，认为：何成浚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必定孤注一掷，主力回师已是当务之急。

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不懂军事，当听说武昌方面准备大举进犯，有些畏怯，亟望主力部队早日回归。他决定派鲁易和段德昌，率红六军的大部前往策应。

当夜，鲁易和段德昌率领红六军整装出发了，分几路直赴襄北。九月的天气，仍然是炽热的，一路上的急行军，也顾不上吃饭，这对身体瘦弱的鲁易来说，真是难得忍受啊！但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带头冲在最前面，一口干粮一口水。

红六军日夜兼程，神不知鬼不晓地接近了敌营，即派侦察员绕过敌人的封锁线，与贺龙同志取得了联系。

第二天凌晨两点，鲁易和段德昌各带一支人马，夹袭国民党军营第42师肖之楚部，一举将其击溃，给红二军团主力打开了一个缺口，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移师潜江，于10月上旬返回了洪湖。

贺龙打心眼里佩服鲁易的谋略，特地请他作客，打趣地说：“久闻大名，未见其人，今日一见，原来还是斯斯文文的瘦个将军咯！”

鲁易对贺龙素怀敬意，却相见恨晚，听到他说话如此诙谐，也讲了几句俏皮话：“我身上的肉早就被蒋介石气跑了，只剩下几根硬骨头了。”两人相对大笑起来。

红二军团主力回到洪湖后，开始整编，按中央军委指示，改番号为红三军，主力部队编为第七师和第八师，红六军为第九师。贺龙担任军长，并举荐鲁易担任了军政治部主任。

1932年6月，受命“鄂豫剿共总指挥”的何成浚，调集10万大军，亲自督战，对洪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派一个加强师为开路先锋，气势凶凶地向洪湖方向扑来。

洪湖苏区一场生死决斗的保卫战就要开始了，全体军民同仇敌忾，贺龙军长马上调兵遣将，部署作战方案。他对鲁易说：“由你兼任红七师的政委，和王一鸣率领全师扼守陈沱口，给敌人的先锋师一个下马威。”

“是！”鲁易挂着盒子枪和公文袋，同师长王一鸣离开了指挥部。

陈沱口位于苏区边界，一边临港，另一边为大片坡地，中间是敌人必经的大道。他俩率领部队飞速到达了阵地，马上部署好了兵力。

鲁易对王一鸣说：“你在要口全面指挥，我带一个团埋伏在前沿高地，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那不行。”王一鸣说：“我有责任保护你，还是我上高地吧！”

“这是什么时候，还讲客气。”鲁易边说边火速向高地奔去。

几天过去了，敌人的先锋师在凌晨时刻逼进了陈沱口，一阵炮轰之后，两个团的兵力朝陈沱口高地压来，五百米，三百米，二百米……我埋伏在高地的指战员，瞄准前方蜂涌而来的敌人，一动也不动，屏住呼吸等候鲁主任一声令下。

敌先锋师的指挥官，见前面没有动静，得意洋洋，向总指挥部报告：“陈沱口没有埋伏，如入无人之境……”正在这时，鲁易抓住战机，射出第一颗子弹，高地上突然枪声大作，子弹象雨点一样落到只隔二三十米的敌人身上，打得敌军抱头乱窜，倒下的尸体几乎把通道都要堵塞了，躲在尸体下的佟、杨两团长也被我活捉。敌人溃退了。

红七师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军民保卫苏区的战斗士气，战士们高兴地编起《渔鼓词》唱道：“敌占陈沱口，鲁易严防守，一群白匪落虎口，活捉佟、杨两条狗。”

何成浚的先锋师吃了大败仗，搅乱了他的如意算盘，听说又是碰上了鲁易指挥的部队，更使他恼怒起来。他象发了疯似地，把那个指挥前进的副师长叫到司令部，效法蒋介石，给了他两颗子弹，然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命令：“就地待命！”看来他准备用人海战术硬拚了。

面对强大的全面进犯，贺龙军长迅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战策。问大家：“两万对十万，这个仗怎么打？大家出主意。”

鲁易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主张避开敌人的锋芒，袭击敌人的一翼。”多数将领对他的主张极表赞同。

贺龙也很赞赏鲁易的想法，说：“对，把部队拉出去，采取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寻找战机，狠狠地啃敌人几口。”

“不，不，不！这不是逃跑主义吗？”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否定他们的意见说：“一定要分兵出击，用两个拳头打击敌人。”他用最后决定权，命令红七师固守要塞新沟咀。

八月中旬，何成浚发出“全军出动，直取瞿家湾”的命令。10万敌军浩浩荡荡地从四面八方朝苏区中心压来。

鲁易和王一鸣只得横下一条心，率领红七师在新沟咀分兵堵击，他们豁出命来，在狭小的范围里同超过几倍的敌人死战。虽打退了敌军三次冲锋，然伤亡惨重，三位团长都先后阵亡了，鲁易的左臂和腿也挂了花，鲜血染红了半边破旧的衣裳。

王一鸣的心就象刀割一样，连忙命令警卫员：“快叫担架队，把鲁主任抬下去！”

鲁易挣扎着站了起来，满腹火气冲着王一鸣说：“为什么战士挂了花，你不派人抬下去？这个时候我能离开吗？死也要死在这里。”

王一鸣两眼噙着泪花，直望着鲁易，咀唇不住地颤抖，似乎有很多话要向政委说，却没有说出一句，轻轻地摸了摸鲁易包扎的手臂，叹了一口气，转身又冲向前沿阵地去了。

战场上出现暂时的寂静，鲁易拖着受伤的腿，由警卫员扶到临时挖掘的战壕，鼓励指战员们要从死里求得生路。好些同志嚷着：“鲁主任，上次打得多痛快，这次为什么死困在这里？”鲁易怎么说呢？他有苦难言，只好叹气。

31日拂晓，敌军发起总攻了！忽然间，一队骑兵闪电似地冲了过来，突破了我前沿阵地。王一鸣心急如焚，命令说：“马上转移！”话音刚落，敌人的一颗炮弹掉在鲁易身边，警卫员当即牺牲了，鲁易的胸部也中了两块弹片，倒在血泊之中了。

战地救护队飞也似地跑了过来，连忙抬起鲁易往回走，恨不得几步就跨到易家湾，送进第三后方医院抢救。一路上，他们不住地呼唤着：“鲁政委，坚持住，快到了。”

鲁易在担架上喃喃自语：“军长，不能硬拚，要保存力量，要保存……”可是话没说完，他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时年35岁。

几十年过去了，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蒋家王朝早已覆灭，洪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洪湖人民怎会忘记鲁主任当年驰骋鄂西，血洒沙场的壮烈情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