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常德人士钱剑夫先生解放前曾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上海市银行行长，但本质上是一儒家书生。虽多年受到不公正待遇，仍矢志问学，晚年担任过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兼中国语文教研室主任，《汉语大词典》编委、分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钱剑夫精通文字、训诂、目录、校勘之学，擅长古书校译和辞书编纂，著有《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三国志集解》、《中国古今对联大观》等，在语言文字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享誉海内外。

最近，著名学者、作家、翻译家钱定平教授衔命回家乡常德，我陪同他到鼎城区长茅岭乡祭奠外祖、辛亥革命中将蒋纬丞先生后，他送了我一本《当代“湘学”四大家之一——钱剑夫先生纪念册》，这就使我有机会全面了解到钱定平的父亲、著名常德学者、有"常德神童"之称的钱剑夫先生。

钱剑夫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和文字学家。纪念册上主要登载了原载于《世纪学人》第五卷的《钱剑夫自述》，并附有主要著述目录，还有一些他本人及家人的老照片。对于这位家乡的名人本来茫无知晓，我仔细阅读纪念册，尊敬之情和研究之兴渐渐浓厚起来。

常德神童

钱剑夫在自述中这样写道：我在1915年11月9日出生于湖南常德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先祖和先君都治“小学”云云。

其实，钱剑夫的父亲毅盫公思想先进，进过梁启超在长沙办的“时务学堂”，写得一手飘逸的英文。他的楷书更是一绝，每个字都有奇妙的光学效应，好像突出在纸面一样。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之下，钱剑夫四岁开始认字，五岁到“常德烈士祠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却走上一条当时颇为独特的求学之路。钱先生进入了毅盫公当馆长的常德“国学专修馆”学习。16岁到长沙湖南国学院学习，后因病休学。休学期间通读家中藏书，并写下10多本笔记。他更在文学创作上初露头角，13岁开始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18岁前就靠写文章积攒了大笔收入，因此有了"常德神童"的雅号。

中学与西学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常给常德当时的《建设日报》投稿，主要写旧诗和小说，报社免费送他全年的报纸，每篇文章还可以得到几张电影票。15岁开始在《民报》连载小说，主要有《离别之前》、《寒吻》、《故剑》等。17岁在湖南国学院学习时，他随未来岳父蒋经国(纬丞)、辛亥革命中将一家避难沉陵，也没闲着，竟把苗地居住的所见所闻，写成文言笔记《謇园说苗》和《苗娃起居注》，开始在湖南省政府的机关报《国民日报》连载，这时，小小年纪的钱剑夫每月可以得到稿费 30至50块大洋光景(相当现在人民币四、五万元之多! )，积攒起来，很是可观。就是这笔稿费，他做了家庭的叛逆，私自跑到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去旁听。后来，又投入香港大学许地山教授(笔名落华生)门下做研究生。从此，在精通国学的基础上，又有了上好的西学濡染，为一生的学问奠定了丰厚的根基。

钱剑夫所受的教育很值得今人注意。他自小是受的传统的注重在背诵的基础上加以理解的书院教育。所以，钱剑夫自小饱读诗书，可说是中国经典，凡是四书五经、子日诗云都一览无余了。在香港，也能深得英国留学的“五四”新文学健将、时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长的许地山教授的赏识。当时，见到这名湖南青年国学底子特佳，建议钱剑夫专攻世界绝学-佛学，并亲自给他讲授梵文。可惜，钱剑夫的志趣不在彼岸之学，许地山深感惋惜。多年后，钱剑夫的儿子钱定平被请到港大任客座教授，父子二人的 "港大情"传为美谈。

钱剑夫与蒋国经将军长女蒋婉香本是青梅竹马之侣。学成归来，就顺理成章谈婚论嫁了。可是婚后，他却并不儿女情长， 而是一个人到长沙任职于著名 的《通俗日报》，同时担任编辑、记者乃至总编辑，同时兼任长沙法学院的讲师。年轻时的钱剑夫是一个激扬文字意气风发的人，和几个朋友创办《甘雨》半月刊，还和著名报人范长江先生一起筹组“中国新闻学会”……

给毛泽东的小纸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钱剑夫一直坚守在湖南省会长沙的新闻战线。1938年长沙大火， 全城珠玉，焚毁殆尽，钱剑夫痛心疾首，写文章痛批湖南当局大敌当前，惊慌失措，以致酿成大灾。为此，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竟要逮捕钱剑夫。

这时，有一位长者伸出了援手，他就是曾经在英国留学的湖南财政厅长的胡善恒铁崖先生。胡善恒是民国时代我国著名的财政学家，也是从常德走向世界的学者专家，原来，在抗日战争中，钱剑夫曾一度从事经济工作，担任过常德食盐监销委员会的副主任兼总干事。那时，他写了一篇很长的经济财政改革计划，寄给湖南省财政厅长胡善恒。胡先生一看，的确见识非凡，大为赏识，遇是，胡先生就调钱剑夫到省城，担任省财政厅文书股长兼侍从秘书。后来，胡先生随国民政府迁渝，建议钱剑夫也一起走。就这样，钱剑夫携带着老父、老母、夫人和刚出生的儿子，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到了重庆安家。经过胡先生介绍，钱剑夫在当时的行政院任会计处专员，过着极其艰难的 “公教人员”生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住所桂园警戒森严。一天，钱剑夫突然遇到常德同乡、负责警卫的宪兵九团团长蔡隆仁值完夜岗回来，便关切地问：“是否见到毛先生了。”蔡隆仁回答：“见是见到了，却正为他提心吊胆呢?毛先生常常走出来散步。他走出院子，走出围墙，走出大门，竟至走到大马路上去了。保卫工作太难做呀! ”“那你想了什么办法?”钱剑夫又问。蔡隆仁说：“有啥法子呢?上前劝阻，不敢;托周恩来先生传话，不便;向上报告吧，显得我无能。”钱剑夫即刻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16个字：“晨风加厉，向露为霜;伏莽堪虞，为国珍重。”(“伏莽”一词说明如下：《易·同人》：“九三，伏戎于莽。"说的是有武器藏在草丛之下，其余的话不用解释)。然后，钱剑夫叮嘱蔡隆仁把纸条夹在每天送给毛泽东必读的报纸中间。

第二天，毛泽东在翻阅报纸时，果然发现了这张小纸条。就问蔡隆仁：“这是什么? ”蔡隆仁说：“这是我的一个同乡写来给您看的……”熟读古书的毛泽东当然理解这些古文的字面的意思，以及背后的含义，当下就领悟了。毛泽东于是对蔡隆仁说：“请对你这位同乡转达我的谢忱，承他的好意，我不会再单独走出桂园了。”

接收大上海

这时，钱剑夫又遇到了一位赏他的长者，因而再次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上了“高处不胜寒”的高位。他就是属于“江浙财团”的无锡人银行家浦拯东先生。事情也由文章而起。原来，钱剑夫业余时间不忘老师胡善恒的教诲，关注当时的经济财政问题，写过一本小册子《当前的动力问题》。浦拯东阅读后，觉得自己是碰到才子了。在浦拯东建议下，也是为了更好的待遇着想，钱剑夫转到重庆电力总公司任秘书职务。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当时国民政府急于要组织得力人员接受沦陷区，而大上海则是重中之重。浦拯东受命接受上海的敌伪财政系统，就带上了很是赏识的钱剑夫，让他担任了自己的“幕僚长”，也即“主任秘书”之职，而且放心地“放权”。实际上，从1945到1949年，上海财政局事无大小，都是钱剑夫在帮助管理。

当时，关于从“国统区”来接受“沦陷区”的接收大员，有“五子登科”之说。可是，钱.剑夫却是一身正气，决绝贪污。当时，办理移交的日本鬼子和汪伪人员曾经想通过行贿而减轻罪责，多次向执掌上海财政大权的钱剑夫献出黄金美钞，而且带货上门，都遭到钱剑夫严词拒绝。这有许多例子，举不胜举，下面是其中离奇怪谲的一桩。

上海即将解放时，他担任代理财政局长，上海市银行总经理，整个上海的财政金融，几乎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他与知名民主人士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一起，主办移交、迎接解放。包括上面日本人上缴的黄金美钞等无法估算的巨大财产，钱剑夫都亲自交到了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解放军手里。但自己家中除了几本破书外，一家四口的衣物都没有装满一箱子。

著名经济史学家

钱剑夫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主任秘书、副局长、代理局长、上海市银行总经理等职务，应该是 “公务繁忙”。在这期间，他却能在工作夹缝中写读书笔记和写文章，常常都是一边“看公事“一边 “写文章”，而左右逢源。文章主要在《财政评论》、《东方杂志》、《新闻报》、《大公报》上发表。主要有《上海财政问题评议》、《抢救都市的财政》、《谴责当前的财政政策》、《南北朝的豪门经济》、《唐代的官僚资本》、《十五年来上海市财政及批判》等文章，《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制度问题》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物价发展史》由名山书局出版。其中好多文章，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校长马寅初教授都在《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中加以引用，称赞钱先生为“著名财政学家”。

解放初期，他继续进行秦汉经济史的研究，曾写成《中国儒役制度史略》、《秦汉赋役制度考略》等文稿，共百万余字。并曾请钱家老友剪伯赞先生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但文革中，被当场焚毁。他被错划成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重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作了大量的笔记。改革开放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特约研究员，在《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发表多篇论文。1986年，《秦汉役制度考略》、《秦汉货币史稿》两部专著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他还撰有《洞庭湖的经济价值》、《唐代的官僚资本》等论文百余篇。

当今的文字学家

1976年，先生满60岁了，最后又得到了一位前辈的欣赏和提携，那就是语言学泰斗吕叔湘先生，从而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从而，在革故鼎新后，钱剑夫曾被推荐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兼中国语文教研室主任，《汉语大词典》编委、分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精通文字、训诂、目录、校勘之学，擅长古书校释和辞书编篡，著有《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三国志集解》、《中国古今对联大观》等，在语言文字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享誉海内外。

原来，钱剑夫写《<三国志>标点本商榷》，摘出标点本《三国志》错误800多条，得到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推荐，在《中国语文》1978年第2 期刊登。不但如此，吕先生特别认为钱剑夫为当今不可多得的文字训诂学方面的专家，因此，《汉语大词典》编篡一开始，吕先生就极力推荐钱剑夫担任编委。虽然参与编辑的专家学者有一千余人，但第一届编委会只有十多个人，而钱剑夫又是当时唯一以“中学语文退休教师”名义聘任的，其他的人都是大学教授。因此，被称为异类，可见其真才实学。

《汉语大词典》编篡始于1975年，是我国文字史和词典史上不朽的里程碑，全书共22册，共收词370000多条，共计470000多字，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收录汉语词汇数量最多、最权威的一部大型历史性语文词典。钱剑夫又被公认为审阅词条最丰富、撰写词条最认真的编委!

著名语言学家蒋鸿礼在钱剑夫先生撰写《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序言中曾写道：“于《说文》、《尔雅》、《广韵》诸系之书咸所论列，明其体制，究厥由绪，衡彼得失，其规模宏远而论断精审，足为字典辞书之学导夫先路，洵盛事哉! "

有趣的是，钱先生的儿子钱定平其实早就注意和钻研语言学泰斗吕先生的学问了，而对于吕先生优异的外文翻译更是心仪。因此，他与吕先生一见面就成了忘年之交。吕先生对于这个后辈更是不遗余力的揄扬提携。吕先生仙逝后，父子两人都写了深情的纪念文字。而且，这两篇怀人的名篇都收入了多卷本《吕叔湘文集》，也成了文坛佳话!

文史一炉

钱剑夫平生最敬服的学者是陈寅恪。陈寅恪能把文学和史学融为一炉，而常常发表常人不能发的真知灼见，最令他倾倒。他曾经对儿子说，平生的一大遗憾是没有能做陈寅恪的学生。

其实，钱剑夫本人也是能够把文学和史学融为一炉的典范，也在他的著作中充分表现出来。这里仅仅举一个例子。

中国读书人都知道，中国史书浩繁，除了文学趣味很浓的太史公《史记》外，都不好读，更难以通读。但是，钱剑夫整理的《三国志集解》(以下简称《钱整理本》)却是例外。在钱剑夫子女的支持下，这本书200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受到推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经过钱剑夫悉心整理，才大大加强了这本严肃的文言文史学著作的可读性。

当时关于对联的书出版了不少。但只有钱先生的《中国古今对联大观》，是真正出自一位本人也擅长写对联的高人之子。读这本书不但可以欣赏各个时期各种对联的妙趣，而且，从文字活泼、深入浅出的解释还可以学到许多文史知识，实在是难得的佳制。

钱剑夫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学人儒者，从未参加任何党派，非迫不得已，不参加社会上种种应酬，而是一门心思研究学问。他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一二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他在读书的时候，遇到有用的材料，从来不放过，一定分类抄录下来。晚年，他在《新民晚报》上发表过多篇短小精悍的考据文字，如《三姑六婆考》等。一看标题就顿觉妙趣横生，为读者广泛传颂。

尤其可贵的是钱先生在耄耋之年，仍不断地读书、求知、写作。2002年，钱剑夫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钱先生自从二十多岁离开家乡，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先生文史兼擅、学富五车，却没有“传人”，不能不说是更大损失。

(此文得到钱定平教授的亲自修改斧正。作者系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湖湘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